《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30章

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象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依我想来，退一步说，断到明清也可以，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随时警惕。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把这一点记住了，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阔的态度，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进一步说，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怎么个踏法，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如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开几个正式的课程，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在嘲讽“新文学研究”的环境里，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一笑。
依一般的看法，中文系只读中文好了。读外文不过应个景儿，符合功令。把工夫多花在外文上，实在没有意思。但是另外有人说，你守定中文搞中国文学，希望不落在抱残守阔的陷坑里，几乎不大可能。必须与他国的文学相提并论，才可以放宽眼界，触发心机，不同于以往的人搞中国文学。要接触他国的文学固然可以看译本，但是文学不比说明文字，能看原文尤其好，这就得通晓外文了。然而咱们知道，十个中文系的教师，反对学生读外文的至少有七个，鼓励学生读外文的不一定有一个，看见学生手里捧一本外文读本或是翻译作品，就情不自禁，露出吃醋的眼光来。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
希望中文系搞好，先得整个教育改好，希望整个教育改好，还得靠其他广大的因素。这些且不谈。单就中文系本身而言，必待主持者把对象认清，把态度改正，不把知识向学生死灌，只是站在辅助的地位，引导学生往学习研究的路子走去，才有比较象个样儿的日子。可是如今尚非其时。您以为我的话太丧气了吗？
写信说不畅，哪天咱们会了面，再来细谈吧。
札记：
我没有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因为毕竟离中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远了一些。而且从叶老表述的内容上看，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似乎和现在的中文系是两个极端了。不光是内容上，还是态度上。叶老说“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在这句话里其实前半句是对的即“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只要我们守住这前半句对的内容就行了，警惕或抛弃后面“又高贵又……”的情况，就当不了阿Q了。更何况现在的中文系教育，当“阿Q”的人少，当假洋鬼子的人却很多。
另外，中文系是搞研究工作的而不是教知识的。这样依赖其实师范的中文系尤其要加强“教学”这一应用方面的训练。因为一般中文系所针对的其实是有学术意识的读者，而师范生要注重的是传授技能的训练。相对与一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师范生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一些，更全面一些。
关于叶老对传统经籍的态度其实也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经典来说，受其益而知其弊，所以总想着去弊。而后人见其有弊，马上敬而远之。这样一来，固然躲开了“弊”，然而也就没有“受其益”的机会了。于今之时，不固守前人，不轻信他人，征之以理，验之以行，足矣。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