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世纪》第171章

小蓓：“……这就是我们能否在哲学层面上信任‘政治’的问题了。”
小曹：“必然不能信任嘛……政治规律既然是自然规律，民主和独裁都是社会性动物的本能行为，那么信任它们、崇拜它们岂不跟相信自己能一辈子克制性冲动一样可笑吗？”
小爱：“人皆圣贤就不需要体制了，体制完美就不需要法律了。人心靠不住，所以需要体制；体制靠不住，所以需要法律。”
教师（喝可乐）：“你这就是打补丁了：如何贯彻民主精神？实践民主政治。怎样实践民主政治？多数原则。多数原则效率低且不理性怎么办？推选代理人。代理人靠不住怎么办？完善制度建设。制度有漏洞怎么办？依靠法律监督。如何确保法律公正？遵循民主程序。怎样遵循民主程序？贯彻民主精神……不但打补丁，而且兜圈子。法律则是另一个旷古大坑，咱们下回再聊。”（喝可乐）
小爱（不开心）：“我觉得苍老师您扯得太远太乱。您想说明民主不靠谱，其实一句话就够了：非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值得怀疑。”
……苍老师。原来姓苍啊。李宝存心想。
苍老师：“那么下个话题：民主的参与主体能否满足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一个永恒的难题是信息不对称必然存在（最核心、最关键的信息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具备信息解读能力的也总是少数人，平均素质再高也难免如此），因此你无法确保多数人的决策一定是最优解（尽管少数精英的决策也不一定是最优解。例如公元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很多专家都判断错了，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社会损失很大）。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前边说过的，在很多领域里，往往一个人的贡献会比一群人还要大。在这种前提下却将民主当成最高原则，可能带来的低效率与高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小曹：“可是，就算选民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只比错误选择高出一点点，那么只要选民足够多，大部分（51％）选民几乎肯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苍老师：“‘选民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只比错误选择高出一点点’——这是个乌托邦式的假设。乌托邦是无法被设计的，因为人心难测。政治哲学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只能诉诸于制度去解决现实冲突。人性复杂多变，人的行为不可预见，你如何敢相信人心和人性？演化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负面本能：短视、从众心理、党同伐异、侥幸心理、利己主义、狭隘利他主义……都会影响我们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大多数人会选择错误路线的可能性并不低（例如人新世的某国，民众在全民公投中宁可让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也不愿放弃自己的高福利待遇。因为大家不相信天真的会塌下来，无论专家们如何警告都不信）。而且我们有无数种方法操纵民意，妨碍公众获取正确信息、让公众受到错误的引导。民主制度不管多么完备，占有社会资源的少数人都能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无数种办法让民主程序得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选民有多脆弱？心理学早已证实，连身高、嗓音这类因素也会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人新世有个政治家，因病导致肌肉无力、说话语调变得极为平缓。结果你们猜猜？连他的公众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前是专制形象，变声之后却成了亲善形象。统计证据表明，领袖形象与嗓音有着不容忽视的相关性，低频嗓音是统治身份乃至威胁性演讲的一个重要标志。再比如在公元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上，作为竞争双方的老布什团队和杜卡基斯（dukakis）团队围绕身高问题展开了激烈暗战：老布什比杜卡基斯足足高出21厘米，为了抵消老布什的身高优势，选举委员会特地在讲台后面为杜卡基斯备了一块垫脚板；老布什则刻意和杜卡基斯握了半天手，为的是让大家看清楚自己个子更高。选民不一定能主观意识到这类细节，但他们的心理本能会起作用，积少成多、潜移默化，一点一滴地把他们往不理性的道路上引诱。你如何能在民主程序中避免这种心理战？如何避免投票者被各种非理性因素左右？想做手脚总有办法，就算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里一样有可能是少数人的高智商专制。”
小曹：“……这样啊。我还以为从众心理就够麻烦了。”
苍老师：“双盲投票可以中和从众心理，可就像刚才说的，双盲投票自己就是个坑。根据从众心理的强弱，可以把选民大致分为从众型、从善型、混合型、无知型四类，从众型不需要解释，其选择基于频率（即随大流）；从善型是相对理性的人群，会综合考虑各种决策及其可能的结果；混合型也不用解释；无知型就是前面提到的‘无知者’，闷头自己选，不关注他人的决策情况，根据粗略统计，无知型在选民总人数中的比例大概是20％　。
“从众型、从善型、混合型、无知型——这四种模式既主宰你的决策行为，也主宰你的学习行为。它们基于你的生物性，是相对固定的，受生理和认知因素限制，通常不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一辈子基本就这样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人们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经验做法，以不变应万变，采用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来应对多种不同的情境。这是心理本能，就算你意识到了也很难克服。你是哪个类型呢？面临重大决策时，你是会跟从多数人的决策，还是跟从少数有真知灼见者的决策？”
小曹：“是不是可以认为，从善型或混合型是更好的选民？”
苍老师：“不一定啊。你如何定义什么才是‘好’的选民？强调服从大局是好的吗？掌握真理却自绝于人民是好的吗？”
小蓓（点头）：“越想越复杂。”
苍老师：“咱们来分析一下其中两大基本模式——从众型和从善型会如何影响群体决策。统计结果表明，群体合作水平的差异是由参与者的决策模式不同引起的。从众型从宏观上看也是盲目的，在集体决策中，如果他们前一轮选择不合作，则不管同伴如何选择，他们在下一轮决策中都很有可能转向合作；如果他们前一轮选择了合作，则下一轮的选择很可能取决于同伴的选择。从众型的决策方向是可以用数据和概率进行预测的。你们觉得，以从众型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到底有多大价值？
“从善型会更好吗？当群体中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情境均有最优解时，这个最优解会迅速在群体中传播并且稳定下来。当群体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时，从众型会越来越多地进行合作，选择有利于集体利益的选项；而从善型则会越来越选择不合作。换言之，从善型更自私，会转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并稳定在此选项。这种决策对群体不一定是有利的。一句话概括：从善型会导致更低的合作水平。这也是为什么‘精英’阶层更容易表现出自私行为的原因之一。你们觉得，以从善型即自私者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又能有多大价值？和精英政治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三女生：“……”
苍老师：刚才说的还是心理本能。制约公众决策的还有能力，这个更致命。分析公共事务需要理性思维、大量的专业知识、一定的眼光和视角。比如战后大量涌现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根本归纳不清。所以你要想提出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建议，如果只是政治学视角，或者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都不是好的政策研究。决策层看问题很直接：你光提社会压力、农民工如何如何苦，不考虑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可能面临的财政的压力和其他约束，这种建议对决策层来说没什么卵用。政策建议必须是一种综合考虑，要把我们经常提到的‘三个可能’——‘原理可能、技术可能、经济可能’都考虑进去并妥善安排，你的提议或决策才是有价值的。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有些人权力欲强，渴望掌权，但是工作能力太差，担任不了重要职务；还有些人是理想主义者，志向远大、情操高尚，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比如自以为政治天才的大诗人李白，还有一辈子全靠受罪来鼓舞他人的曼德拉），那也是不行的，最多挣个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的虚名。
“换个角度。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社会是为自己立法的，民众明白他们为自己所立之法。但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现实中的民众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了解并适用规则；二、不接受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