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毛人凤-第46章

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年2月28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由重庆警察局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密局通讯员。1948年初春，李克昌的一个“红旗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跟文城出版社的店员陈柏林结识。陈是中共地下党员，禀性单纯、轻信，很快被那特务伪装的进步迷惑，愿意介绍他加入组织，并且还让特务住进了文城出版社。不出几天，特务便发现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发行点，同时，还接到陈柏林的通知，说是领导同志妥当面见见他，碰头地点在观音岩红球坝的某工厂内。结果，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被埋伏的特务抓获。经过一天一夜的酷刑拷问，任达哉叛变，供出了他的直接领导杨清。杨清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招，写下绝命书。然而，百密一疏，就在他暗暗买通监狱的一个看守，委托他送信到新华路老成公司去的时候，被徐远举发现。徐根据这个线索，包围了老成公司。经过严密搜查，查出了大批《挺进报》，还查明了杨清的真实姓名叫许建业。随后。
采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来一个，抓一个，其中包括中共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刘德惠、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等。刘被捕后，经不起诱逼，供出了他所领导的工运、学运、《挺进报》发行机关、华蓥山武装组织等大量情况。至此。徐远举才知道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于是密电飞报南京，毛人凤额手称庆，急命叶翔之飞渝，亲自指挥大搜捕。接着，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江竹笃、中共重庆沙磁区委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华蓥山农民武装领袖邓兴酆、《挺进报》印刷机关主持人陈然、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委员成善谋以及中共川东工委、川西工委、川北中心县委、重庆市委各区的学运、工运组织的重要成员相继被捕。其中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成都市工委委员骆安清、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陆续叛变，又牵带出许多同志和线索，导致大搜捕从各中心城市往县乡蔓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杨益言、罗广斌同志根据这一素材，写成名震中国文坛的小说《红岩》，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白色恐怖的状况。
4。所谓＇周镐“通共”案＇
周镐，原是军统老资格的特工，曾经担任过武汉站站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广东省督察、南京潜伏站站氏，挂少将军衔。因与戴笠关泵不睦，周镐长期得不到重用。抗战时期，毛人凤慕其才识，推荐他当了南京潜伏站的站长，工作很有成绩。抗战胜利后，周镐由于接收过程中的擅自行动，受到了戴笠的严厉处罚，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年3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