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第40章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的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无着无落,甚至肢残甲碎。
之后鲸泅向更广阔的海域。
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
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世界被剥了皮的裸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
“别乱来!别……”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
猫头鹰俯瞰,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
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吹了一阵口哨。
树皮冻裂之响可闻。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睡。严寒在夜里仅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狼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二十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学徒工干起。三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三十二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作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了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动保障、公费医疗等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变更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着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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