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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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大家还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做出决议。我们已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交代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要我们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11月10日至15日举行)之后再议。
在二中全会期间,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到政治局常委休息室去,毛主席正同常委议论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11月11日),胡乔木也在座。毛主席叫我要新华社把铁托的讲话全文译出来(当时在《参考资料》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道),并要胡乔木和我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大肆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并号召把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从11月2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两边小会议厅。在毛主席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小平同志,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少奇、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我坐在最右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书桌。一般都是10人左右。这些常委会,朱总司令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不参加。(林彪那时还不是“八大”选出的常委,没有参加,1958年5月五中全会增选为常委后,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常委会议。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的常委会议上,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认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对。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两台锣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攻击苏联,共产党内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联帮助匈牙利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发生动摇甚至变节。这些是坏事。但是坏事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点好处。一旦思想混乱得到澄清。动摇分子吸取教训,变节分子离开了党,党的队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大家还认为,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毛上席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政性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得,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主席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办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这时毛主席以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处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同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逐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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