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5章

能找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当然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
列宁指出：“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英、美、法、德、日操纵的分赃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无理拒绝。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游行。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示威游行群众不顾军警阻挠，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北京政府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斗争持续进行。6月3日、4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
6月3日以后，当学生斗争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声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随后，罢工斗争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联合斗争的高潮。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运动的主力由青年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发展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群众爱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行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摆脱了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有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他们冲破了行会帮口的界限，第一次把分散的斗争汇成整个阶级的行动，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直接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世界观发生急剧变化。于是，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通过组织讲演团，开展平民教育、办通俗刊物、进行社会调查、组织节日纪念活动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一大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也都以新思潮或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纷然杂陈，鱼龙混杂。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尖锐的论战。通过斗争，许多进步青年在对各种学说分析和比较中，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时候，一向醉心于西方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答复胡适的挑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并行不悖。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义的应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制度。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张东荪、梁启超等又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奉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病症在于贫穷，因此救中国唯有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只有依靠绅商阶级才能办到。这实际上是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纷纷著文，坚决驳斥这种主张，指出：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来看，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要开发实业，增加富力，非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符合有反抗旧社会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在反对封建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暴露出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了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驳斥了“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绝对自由不能使工人阶级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教育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抛弃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真理性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上述斗争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论战，明确和解决了四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些问题的解决，巩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一批进步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