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28章

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这样，华中抗日游击战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展开。为了支援华中敌后战场，1940年5月，党派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一部12万多人，开赴皖北，与新四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壮大。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团结汉、黎、苗各族人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清乡”和“扫荡”，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新的发展。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二）克服严重困难和坚持敌后抗战时期（1941—1942）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法西斯势力在军事上暂时占着优势，使整个世界卷入了空前的战争灾难。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扩大，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于法西斯势力的暂时猖獗，给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德、日法西斯在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暂时得势，促使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在“曲线救国”谬论的掩饰下，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军事将领，纷纷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相配合，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此期间华北地区又连年遭受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这些都加大了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根据上述指示，各根据地大大加强了地方部队和民兵建设，整顿和健全了地方部队的建制和指挥，普遍地设立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军和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中起来，配合主力军或转化为主力军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军进行反“蚕食”的斗争。采取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对敌人点、线的正面，由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组成防线，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给予坚决打击。对敌人在游击区的据点、碉堡，实行围困或集结主力，予以拔除。在敌人点、线的后面，我则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使其腹背受击，顾此失彼，进而粉碎敌人的“蚕食”。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我军进行反“清乡”斗争。采取“敌进我亦进”的方针，组织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组织和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逐步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以至成为敌后根据地，使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在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政策，我军民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主力部队以一部分兵力分散与民兵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术消灭敌人；同时进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和物资，并保护了人民利益。大部分主力部队则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造成敌人的恐慌与混乱，当“扫荡”的敌人疲惫时，则进入内线，灵活集结主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在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了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见此情景挺身而出，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4个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被救脱险，被人们称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合围的情况下，亲自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例，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敌后军民的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再发展和对日反攻时期（1943—1945。8）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歼灭德军33万人的巨大胜利，随即转入了战略大反攻，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境内。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对日军发动了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解放区战场经过1943年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