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48章

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大，在考虑中央和国家的体制设置和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时，高岗、饶漱石极端个人主义和浓厚的宗派主义思想逐步膨胀。高岗看中饶漱石掌握人事大权，饶漱石看中高岗是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未来”的接班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互相勾结利用，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企图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及其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紧张气氛，硬说财经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与刘少奇、周恩来有关，借批薄一波为名，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讲过的一些话，搞“明批薄、暗攻刘”。会外，他们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曲解中央政治生活，指名道姓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高岗还凭空造谣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妄图制造党内不和。由于高岗等人的会内会外煽动，致使周恩来无法作会议结论。后来，毛泽东请陈云、邓小平到会做工作，周恩来才于8月11日作了总结。
会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进行游说，企图在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在南下“周游”中，高岗大量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言论，制造“军党论”。他将中央硬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自己是红区的代表人物，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高岗还提出重编党史，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结论，要按照他的“军党论”准备八大代表团，私拟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鼓吹他的改组计划。
在高岗南下“休假”期间，饶漱石在北京积极配合。1953年9、10月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故意转移会议方向，以批评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名，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导演一场“讨安倒刘”的闹剧，展开直接反对党中央和刘少奇的斗争。他们会内会外煽动、要挟，预谋“摊牌”，点刘少奇名字，改组中组部。由于中央领导明确肯定了中组部过去的工作，并强调党的团结，打破了饶漱石的企图。
1953年12月，毛泽东外出休假，依照前例，提议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人选。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对于高饶的活动，党经过调查，掌握情况后，及时识破并粉碎了他们的反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同一切破坏行为作斗争。高岗在会上作了表面检讨，饶漱石作了一般检查，都毫无悔改之意。会后，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关于高、饶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事实。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以待觉悟。但高岗拒绝教育，反而以自杀自绝于党。饶漱石虽作了书面检讨，但回避关键，不断抵赖，无悔改之意。鉴于此，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次重大斗争。党坚持了“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而谨慎地区别对待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同志，挽救了大部分同志。正确地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吸取教训，教育了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全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并把全党注意力引导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上去，这对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
第三讲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党中央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日趋紧张的矛盾。一方面，实现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而且“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同时，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又有赖于农业内部积累的增加。另一方面，虽然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我国农业滞后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改变这一状况的积极办法只能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生产，解决粮食和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发展互助合作”。
促使党中央认为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化还有社会政治方面的考虑。土改基本完成后，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广泛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并引发了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党中央从巩固和建立新的工农联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实现合作化的必要性，要巩固已有的工农联盟并使其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实行合作化，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立足于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因此，在50年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系统工程启动的中心环节。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
（一）农业合作化决策的制定及实施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要采取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明确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决议（草案）》还规定了农民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简单的临时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组发展到800万个，参加农户4536万户；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了3600余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
1953年2月15日，中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了指导农村工作必须掌握的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要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消极态度，又要反对急躁态度。按照中央的部署，1952年底至1953年初，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但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急躁冒进偏向，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指示各地切实纠正。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要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在全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的自流等待和急躁冒进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主要的危险”。
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又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主要是强调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大合作社才行。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4年1月8日正式发布），确定了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方针。决议进一步指明了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