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60章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好转。但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党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此外，台湾蒋介石集团利用我们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在沿海进行骚扰，并派遣特务进行颠覆活动；社会上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激化。在国际方面，苏联领导人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1962年4月，苏联驻我新疆的领事馆策动诱骗新疆塔城等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又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印度军队也侵入我新疆、西藏边境，制造纠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准备。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肯定了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强调必须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在农业方面继续认真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的各项政策，通过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重申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这些决定，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他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醒全党注意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对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观点。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使我党自1957年以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错误，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反而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以致后来又进一步错误地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成为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全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没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错误地批判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所谓“单干风”，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错误地把党中央部分领导对我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批判为“黑暗风”，并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全会结束前夕，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建议提醒与会同志，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会后要把做好当前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这对当时以主要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中苏论战的影响下，从1963年到1966年春，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虽然肯定了农村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但是，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同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各地试点、调查和训练干部中提出的问题，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了若干有利于团结两个95％的具体政策界限。《后十条》还强调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正确的。但《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在指导思想上是“左”的，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作了夸大的估计，规定运动要抓的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双十条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使全国家喻户晓”。各地经过试点，从1963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各省的部分县、社铺开。
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9月，中共中央修改和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等。同时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以秘密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为了总结两年多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次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干部政策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规定。但是，《二十三条》和双十条一样，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所谓“走资派”的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二十三条》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城乡一些单位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主导方面是“左”的错误。由于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进行，全国主要工作是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进行运动的地方对生产尚未造成大的影响，因此，运动中“左”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问题。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形势也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作了批示，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学术问题扩大成为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随着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部门以及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他指责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提出了“如果中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