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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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经过几年国民经济的调整，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社会生活比较稳定。从1966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人们满怀信心地积极工作，努力生产。虽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全局没有产生太大的震动。但是，就在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好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却突然降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全国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是一篇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批判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我国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他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写这个剧本的。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把1960年写的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因而文章发表后，在舆论界引起了各种猜测和议论，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的观点。由于姚文蛮横无理，明显违背中央文艺工作的方针，加上人们又不知道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背景，所以当时除华东各省报纸迅速转载外，十多天内北京和其它省市报纸均未转载。中央书记处对姚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引起了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不满。由此，更加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2月，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肯定并表扬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又认为姚的文章没有击中要害，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谈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到1966年初，对海剧的批判就发展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为了解决学术批判中的不正常情况，　1966年2月3日，　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在北京召集小组开会，　拟定了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　是试图从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　方针、　要求等方面，　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中。　这个提纲，　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　也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　于2月12日，　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　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　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　的所谓　“要害”　的文章。
江青等人对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抵制感到焦虑和不满，便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没有参加会议的张春桥等人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纪要》批转后，全国报刊对所谓“黑线”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
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
与批判《海瑞罢官》几乎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动，在军队中制造了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罗瑞卿以“篡军反党”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在这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正是由于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它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虽然此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政治批判愈演愈烈，已经波及全国，理论宣传战线一片混乱，但它并没有引起广大群众和实际部门工作的大多数干部的充分注意。对彭真等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揭发批判，虽在党内引起巨大震惊，但它也仅限于党内较小的范围，不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知。那么，要动员亿万群众投入运动，就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公开的号召，有必要召开中共中央的正式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简称五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共76人。毛泽东在外地，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的“反党集团”问题。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外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10条罪状，逐条进行批判，断言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针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的全面批判，而实际上系统地表达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量，抹煞了建国17年来各条战线上的重大成就，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制定的“左”的方针政策，对日后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恶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