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66章

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特别是1971年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严重地违反事实，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整党建党。九大以后，停止活动两年多的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党员“清除出党”，而对那些“造反派”，则当作“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造成严重的组织不纯。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基层和各种“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作法并没有能够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手段，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斗、批、改”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的。这项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这项运动因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未再进行下去。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给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以可乘之机。林彪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网罗亲信，排除异己，形成了以他为头子，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以党的九大为标志，这个集团发展到了顶峰。他们的目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和平接班”阴谋的破产
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权势，当林彪等人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加上对林彪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促使林彪集团妄图提前“接班”，为此他们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九大以后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是采取“和平过渡”的策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一伙认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是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夺取更大权力的机会。因此，他们先后多次反对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林彪夺权心切，以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大肆进行地下活动，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23日，林彪在开幕会上抢先发表了讲话，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当晚，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蓄意改变会议的日程。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四下活动，多方串连，分别在各大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极力鼓噪“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使许多中央委员上当受骗。毛泽东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会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九届二中全会成为林彪集团由发展到覆亡的转折点。
九届二中全会后，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迫作检讨。毛泽东还采取了一些削弱他们权势的措施。但是，林彪一伙并无悔改之意，他们不甘心失败，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用暴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2流产的武装政变
林彪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主要依靠的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
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北京、广州、上海秘密建立了反革命政变的据点，组织了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情报网、通讯网和“教导队”。
正当林彪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于1971年8月中旬离京到南方巡视，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谈话表明毛泽东对林彪已不再信任。9月5日，林彪从其党羽的密报中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恐慌万分。9月8日，悍然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妄图在毛泽东南行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有所警觉，机智地改变了行程，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转而企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遂于9月12日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擅自调专机到山海关一事。林彪眼见阴谋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坠落，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束手就擒。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周恩来机智而又稳妥地处理了这一重大事件，保持了政治局势的稳定。党中央首先把事件经过通知党政军领导干部，国庆节后，逐级传达，使全党全民都了解事情的真相。同时，改组了军队的领导机构，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夺回了林彪一伙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中央还决定成立专案组，由周恩来等负责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人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所以，这一事件就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组织、文化、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在经济工作方面，通过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落实正确的农村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状况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1972年和1973年的工农业生产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钢产量1972年为2338万吨，1973年为2522万吨；粮食产量1972年为2405亿公斤，1973年为26495亿公斤。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毛泽东亲自抓，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一些遭受打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