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的历史》第3章

，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
比较上述各种观点，笔者以为我们尚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否定王书奴先生之说。因为巫娼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痕迹，是无论怎样都抹煞不掉的。
男欢女爱瓷雕系列（近代）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娼妓的起源（2）
在原始社会，人们想像中的神灵是贪恋美色的。为了满足神灵的这一欲望，人们只得以美色去娱乐它们。诱以美色的方式有二：一是以美女做牺牲，用沉河或烧死的方法，使她们的灵魂去作神灵的妻妾；二是用绝色女巫去取悦神灵。
以歌舞娱神，只满足了神的视觉感官，满足不了神的情欲，还得有一种能够以身祀神的女子，去做神的情人。于是，女巫应运而生。
女巫既能够以身祀神，又能够把神的喜怒哀乐告诉人间，所以便成了人神之间的媒介。女巫大多为能歌善舞，巧言利舌，倩笑美盼，风情万种的有姿色女子，她们甚或以裸体祭祀来取悦神灵。1981年11月，浙江绍兴出土的越人墓中有一青铜神庙模型，庙中的祭师及女巫均为裸体。“考古发掘出的长江流域的文物，往往出现女巫裸体歌舞祭祀的场面。如此种种，都说明傩文化曾有过裸祭的历史。”（林河《〈九河〉与沅湘民俗》第93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7月版。）
女上位春宫图（清代）
神是人们按人间的模式创造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凡以美女作牺牲、裸祭媚神的历史记录，都发生在男神时代。显然，神就是男性。如何才能使神真正享用美女的艳情呢？女巫们便用与男子交合的方法把自己的才色奉献给神。这就有了郑国溱洧“禊礼”上的男女“尽情戏谑欢会”，有了齐国川闾祭会上的“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堂上烛灭，罗襦襟解”，也有了屈原笔下山鬼在风雨之夜等待情人，也就有了宋玉幻想中的神女与楚王的朝云暮雨了。女巫与男人在祭礼上交合以通神，这便是《尚书·伊训》中所说的：“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有殉于色货，恒游于激畋，时谓‘淫风’。”《晋书·夏统传》更记载了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在夏统家祭祀先人时，与夏统的从兄弟等人“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以前是“神妓文化”的时代，至唐代才开始转变为“人妓文化”。周穆王与西王母，楚王梦高唐，直至曹植《洛神赋》中宓妃的“解玉佩以要之”，都可以看作是“神妓文化”的产物。
明代宫中图卷局部（明。杜堇）
江晓原指出：“据我看来，王说未必全谬，武说却明显失于武断——巫娼在中国社会中的痕迹，直到明朝还存在。”他举了《中国志》（又译《中国纪行》）为据。中亚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曾在中国生活过若干年，于公元1516年作《中国志》一书，记述他在明朝前期中国社会中的见闻。其书第十一章“中国的娼妓”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明代令妓女集体祈雨的情形：
祈求丰收是这些圣役者（Hiérodule；注意这个措辞明显提示了妓女们与古时圣娼的渊源关系！）的日常事务。……当雨露迟迟未降时，皇帝便诏令进行公众祈雨以改变天时。这些祈求丰收的活动就是勾栏女子们的事，她们组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寺院中去。在出发前往那里之前，她们向其女侍及朋友们呼喊令人心碎的诀别，甚至还要作出遗嘱。……如果上天毫不怜悯她们并且不使她们的祈祷如愿以偿，那末她们就必然被投入大牢，即使她们成千上万也罢。她们然后再从牢中走向断头台，即按照事先强加给她们的条件行事。
帝王临幸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明代生育图
二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公元前594年，有着贤哲声誉的诗人兼旅行家梭伦（约公元前640—559年）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由此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序幕，并开创了雅典从贵族寡头政治向民主城邦过渡的局面。梭伦同时开始了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改革。他发现阿提卡贫瘠的土地不适于生长粮食，就提倡种植葡萄以酿酒，种植橄榄以出口橄榄油。为促进工业发展，他命令所有的父亲必须传给儿子一项技能，并且接受移居到雅典的外来工匠为雅典公民。他创立了雅典国营妓院，开西方国家设立妓院之先河，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和骚扰。雅典男子形容他们的性生活说：“我们有为快乐而设的娼妓，为身体的日常照护而设的婢妾和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设的妻子。”梭伦运用他的想像力和聪明才智改造了雅典社会，他的经济政策使雅典成为很大的商业中心。（［美］马文·佩理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英雄时代，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管仲（？—前645年）就是其中一位名声赫赫的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在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改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相地衰征”，从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极大地调动了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农业上涉及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具有划时代意义。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推广铁铸农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引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提出“管山海”，首创盐铁专卖。管仲经济改革的第四个重要方面，是设置“女闾”——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前645年），以此推断，管仲创设的国家妓院比梭伦创立的雅典国家妓院（前594年）至少要早50年。所以，王书奴先生戏称管仲为“全世界官娼鼻祖”。
关于管仲设置“女闾”的确切记载，在先秦典籍中主要有以下几条：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战国策·东周策》）
管仲设女闾三百。（《齐书》）
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韩非子·难二》）
汉代及唐代秘戏陶雕
虽然三者所述女闾具体数目不一，但管仲襄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时设“女闾”制却是确定无疑的信史。管仲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与经济思想家，他把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作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他的著名观点“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于后世经济伦理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主张的取民有度，利民富民，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等观点，都为中国古代有远见的理财家所遵循，如桑弘羊的“修太公桓管之术”，刘晏的“养民”、“爱人”思想等。那么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管仲开设国家妓院决不仅仅是为了淫乐，而是有更深层的经济、政治目的。
其一，课税以充国用。管仲设“女市”、“女闾”，目的是收男子钱入官，也即后人说的“花粉税”、“花粉钱”等。《五谷颂》载：“管子之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国语·齐语》云：“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清代褚学稼《坚瓠集·续集》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当代台湾学者李敖《且从青史看青楼》谓：“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
其二，“社会安全阀”作用。这是套用西方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一种观点：即娼妓是“婚姻关系的安全阀”，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