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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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尝试定居宁海
来烟台工作之初，我就感到在内地没有占领的情况下，那么多传教士大可不必都挤在这个偏处一角港口城市里。因而，我多次去内地旅行，对农村的情况进行考察，看是不是有开展传教工作的适宜环境。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宁海城　。它离烟台只有二十英里路。我觉得应该租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下来进行传教。但注定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委托租房的人一开始很成功，但一个外国人将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逮起来，拷问，投进了监狱。身处困境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遭遇的麻烦，请求我想法搭救。 我去拜访烟台的英国领事。领事认为，我们必须善始善终。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宁海行政长官的信。但是，中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外国人到底是什么态度，那时无论是领事还是我本人都心中无数。带着领事的信作为敲门砖，我到了城里，去拜会当地的长官。他立即穿上官服，以很高的规格接见了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政府的官员。我返回了旅馆，期待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 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官员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了我。他同我正谈话间，有十多位当地的长者走了进来，对那官员行跪拜礼，请求不要租给外国人任何房子。那位地方官回答说，他没有禁止租房的权力，但租不租房子取决于我。于是他们转向我，跪在地上请求我不要坚持租房子。因为那时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只好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没有权力改变领事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任何违犯中英合约的有关规定的地方，我要求他们释放房东，并免与惩罚。但这次会见没取得什么成果。 考虑到我拥有对房子的使用权，我便住进去了。那些在烟台取得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的中国人，用这样一些歪诗表达他们的愤恨之情： 谁想把自己毁掉 去给洋鬼子抬轿 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 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寻求主的启示，按照他的告诫行动。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两个想法：一是，如果确实是上帝召唤我，让我做了一个传教士，他会在同时安排了某些中国人来聆听我传布的福音。看来在宁海没有上帝预备的来接受福音的人。二是——进一步说，我们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决定离开，感到似乎有人在这样安慰我：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倾听我的声音。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向地方官和士绅长老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虔诚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访问过的城市中，下一个就是在烟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了。在那里我停留了两个礼拜。有一次，在街头布道完之后，我同两个佛教的高僧谈了起来。他们自由地讨论佛教和基督教的优越性。一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到了旅馆，向我提了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上帝接纳了，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以及：“为什么说基督徒有必要为人类牺牲自己？” 另一位姓刘的男子拥有求道者的美誉，对他的访问使我受益非浅。任何一个有志于传教的人在出来之前，掌握一些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都会大有好处。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的节录： 我进入了一个长而窄的房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库房，因为两边都铺着麦秸，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一张桌子。刘面向我们坐在那儿，在他的右面墙上，有这所房子唯一的一个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是孔子学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问哪一本书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说它们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书都来于上天的启示。这不是他的即兴随意之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约》，提了几个问题，想确定他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对我们的问答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一个躺到了麦秸上，不时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另一个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过道之间。在门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说笑话，对外国人的到访漠不关心。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刘到我那儿去，同我进行了另一次交谈。 尽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但与他们的会见影响了我的未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莱阳拜访了这位姓刘的先生后，我意识到，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驱除他们的无知的办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回烟台后，我通过直观演示法给我的中国助手做过这类实验。 16一个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绝妙好辞 1872年春天，我试行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从此以后，这种方法我屡试不爽，因为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可能是林乐知先生主持创办的）提供奖金，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学士）带他的孩子到烟台，请布朗医生为他医治眼疾。在医院期间，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籍，其中有《圣约翰福音》和我们的一些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了上面提到的征文启事，于是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精彩论文。我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