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55章

。事实上，我们都穿上了厚重的外套。 5　巴黎 经过马赛，我到了巴黎。我的妻子和四个女儿迎接了我。女儿们早就在巴黎上学了。有两个女儿我已经十年没见面了。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而我则启程去伦敦。正当我要离开巴黎时，一场少见的灾难发生了。一场暴风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样把它们摔向路边的店铺。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尽管灾难发生时我正在乘车去火车站的路上，对当时的恐怖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暴风所及的半径非常之小。直到到了伦敦后，我才了解到这次灾难发生的情况。当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消息。 6　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在欢迎仪式的最后要对委员会说点什么。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从其它传教区归来的另外四五位传教士。我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着很多中文书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国休假迄今十年以来所经常翻阅把玩的，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以银封面的《新约圣经》版本；我翻译、麦肯西先生撰写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揽要》；我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观察》（《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和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时报》的年度合订本，以及《时代观察》的一些样报。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从箱子里拿出来，同时略加介绍。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一次见他们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否勤于工作，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 7　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 浸礼会的秘书贝内斯先生对我眷顾有加，特意安排我于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所发生的改革运动，呼吁他们派出更多的人员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一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　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 9　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一个小册子。 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一本小书。此后，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非常破的书，正是我为年轻的政治家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10．访问加拿大 因为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途经上海时，我曾跟他提起过加入广学会、扩大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从事这个工作，他很高兴加入我们。现在，1897年，在从英国经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趟多伦多，拜会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敞开在基督教文学前面的伟大远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它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开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都来了。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呼吁他们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迈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国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被忽视得太过分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们新征募的“志愿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访问北京
1　访问北京 1899年夏，广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让我去一趟北京，以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深感悲观，说任何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它的否决。他建议我不要就此事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交涉，因为那没什么用处。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访了几位政府高官，并且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并拜会了李鸿章——当时他在天津。他那时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　时我同他多次进行会谈。他拥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是第一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 1899年冬，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作短暂停留，招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天津时我们曾相识——前往见面。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总督像他那样兴高采烈：就像一个厌学的儿童回家过节一样高兴。后来，我猜测他一定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一些信息，为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而感到高兴。 2　排外情绪的蔓延 随着倡导同外国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动派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在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后，侵占了胶澳港　。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这种政策取向。由于忽视对外国人的保护，中国政府遭到了如此严峻惩罚，而这只是强化了保守党的排外情绪。有几个亲王和朝廷高官筹集款项在不同省份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山东，出现了由无知的狂热分子创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通过念咒作法，可以刀枪不入。长枪会和其它一些类似团体的宗旨是杀尽一切外国人。 3　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 与义和团运动大有干系的、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刚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此时，慈禧太后授权他筹款组建地方武装。这为他赢得了“敲诈者”的称号。1899年，他途径上海，派一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约定时间让我去看他。在同刚毅会见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们很有见解地认定上一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宣称，康有为急着使中国变法图强，那只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说，对他（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这里，我那位布政使朋友从桌子下面踢了我一下，因为他知道，没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