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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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巡抚的友好态度（图）
4．巡抚的友好态度 与此同时，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在把临时校舍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学部的那位官员，也就是带头反对建立西学的那位，正忙于给北京写信，散布谣言破坏巡抚的威信，指责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我让步，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权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员交出属于中学部的所有财产，并立即离开太原。倘若多待一天，则性命难保。巡抚如此大发雷霆，没有谁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见。当天下午，巡抚邀请他部下的高级官员和士绅们为我饯行。宴会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巡抚表示感谢，并祝贺在场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一位完成了两项山西历史上曾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的巡抚：现代大学的建立使中国得以有机会在教育上比肩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铁路的兴修将给山西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说到这里时，巡抚打断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不！不！这两件事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 新学校的章程签字后，被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送到全国的官员手中。 5　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 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一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 6　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 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由一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 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 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7　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 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8　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我关于建立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一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一时间充满了希望。一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一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 9　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 然而，要找到一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时间设计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一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一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 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一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