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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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 6　访问日本 ⑴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一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一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一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 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 8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