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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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 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 16　会见佛教徒 有一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 17　教育工作者会议 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 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　其它会议 另一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一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 在另一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 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 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员中有一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