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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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相煎何急（2）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相煎何急（3）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