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19章

对此，博古只得点头同意。　
其实，博古如此器重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排斥洞悉中国情况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为，更不能使他抓住梦的手。　
博古真正能抓住梦的手在哪里？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中。　
说起机遇，机遇就来了。　
1933年11月20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瑞金的东面传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　
这个事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宣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由于这个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这个宣言发布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事变的发生，便是这一宣言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因而，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个机遇，对博古来说，没有第二次，抓住了将使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转机。毛泽东看出了历史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包围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本营也许就不会设在荒凉的陕北，更不会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挥师东进，援助十九路军。　
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　
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　
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　
广昌战役的开始，标志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经过数十天的决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红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只死亡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当广昌失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时机。　
广昌之败，虽然博古没有抓住梦的手，但他的梦并没有破灭。
乱云飞渡的岁月（13）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怨声载道。　
红军官兵在想念他们真正的领路人——毛泽东。
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1）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　
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瞎指挥带来的恶果，但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毛泽东看见了，但他被博古排挤在决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急得他大病一场。　
历史在这里落脚，又在这里起步。　
红军战士的血还在流！　
广昌战役的失败，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损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错误路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乱了方寸，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只一个劲儿地要红军节节抵抗。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虽经连连苦战，但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苏区已经危在旦夕。　
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1934年7月23日，在会昌休养的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赶回红都。　
那么，毛泽东被召回瑞金，究竟是为什么？　
“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来后，博古和李德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倒是毛泽东主动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他说：“中央红军目前不应固守中央苏区，也不应该是逃跑，而应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于是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然而，这一次搬家之后，却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严格地说，云石山不能称其为山，因为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平坦的山顶矗立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就叫“云山古寺”。　
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都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唯独把山顶上的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张闻天居住。他们两人却不是同时搬进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直到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巡视后才搬入云山古寺。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