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34章

当时，博古把那个象征权力的挑子交给张闻天的那一刻，毛泽东坐在一旁，注视着那平淡而不平凡的场面，心里百感交集，这是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才换来了这一刻！这是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一刻！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博古的表情，他发现此时的博古和从前的博古不是一个人了，好像在一夜之间，他变得成熟了。过去，他因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而整日显得有些惶惶不安，而此刻，他反而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失落，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痛苦，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孤独。他细心地向张闻天交接每一份文件，耐心地交待注意事项，诚恳地介绍当总负责的一些体会。开始张闻天还显得有些不自在，后来也就忘记了这是在交权，两人便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毛泽东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鸡鸣三省”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到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扎西（后成为威信县政府的所在地），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有两项，一项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一项是讨论常委分工问题。　
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怎么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现在党的总负责是张闻天，理应由他来全面把握，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能在党和红军中牢牢占据领导地位，他不仅要从眼下的得失去考虑，还要从更长远的得失去考虑。　
焦点还是要不要触及政治路线问题。　
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不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而形成会议决议，就不能不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如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不合适的，更何况12名政治局委员只有六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生死攸关的较量（12）
怎么办？毛泽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可以避而不谈了。这样既触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又只谈军事路线问题；既达到了通过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显示他们下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也达到了以否定错误的军事路线去否定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目的。所以，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正当毛泽东为他自己的这一高明策略而感到心里踏实的时候，常委的分工却出乎他的意料。　
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显然，土城之败，使毛泽东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当了党和红军的“头头”，在党内只是一个常委而已，在军事指挥上，他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尽管毛泽东被土城失利的阴云笼罩着，但他仍然充满着自信。　
不过，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在等待着毛泽东。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风云突变（1）
在扎西，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举手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时，标志着遵义会议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失败的反思是进步的杠杆。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使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转机，迎来了一缕曙光。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后来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又成为后来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　
毛泽东任政府主席时的副手、现在正领导着目前力量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遵义会议在推举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被“遗忘”了，而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就是奔他而去。一旦会面，又将如何？　
中央红军前途未卜。　
作出决定，是为了打破和超越决定本身。　
当扎西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充满自信和责任感的毛泽东，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不用。　
其他人又将怎样对待他呢？　
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作为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绝不是他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普遍看法。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待毛泽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许多人对他的谋略存有疑虑。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追赶落日，登上娄山关。举目远眺，那天边的晚霞正红，红得似火，红得似血，把整个娄山关的一半抛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抛入暮色之中。　
这里静极了，山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也许是刚才激烈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夺走了这里的一切声音。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半晌，周恩来兴奋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四周险峻的峰峦，以军事家的口吻叹道。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诗兴大发，吟出《忆秦娥·娄山关》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1935年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无疑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　
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　
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