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40章

按照中国的传统，款待客人是否真诚，一看宴席便知。今天，张国焘摆的宴席是丰盛的，大殿的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丰盛的菜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大殿神龛一侧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碗大碗的牛羊肉、炖鸡、烧肉、辣椒拌酸菜，还有大瓦钵盛的米豆汤。毛泽东、张国焘等人来到桌边坐下。　
“今天国焘兄准备这么多美肴，我等真要大饱口福啦。”毛泽东喜滋滋地对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的同志辛苦了，加几个菜以示慰劳。”张国焘说着从桌上的大罐里倒出一杯白酒，他开始向毛泽东敬酒。　
直到此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已进入无话不谈的阶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多少杯酒都是挡不住的，自然话也就如冲出闸门的水，收不住了。　
然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恰就到此为止。其间自有原因。　
张国焘探虚实　
席间，相互敬酒，流觞交错，笑声不断。　
欢宴固然显得有些轻松，但张国焘感到有些奇怪，毛泽东等人不说当前的战略方针，不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不说遵义会议的有关细节，也不盛赞四方面军的成就。他感到不快，感到沉闷，感到困惑。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写的那样：　
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笑谈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其实，张国焘感到沉闷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探听到红一方面军究竟有多少人。　
“恩来兄，中央红军现有多少？”张国焘想了想，探过身子，眨巴着眼睛试探着问周恩来。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也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　
张国焘寻思，周恩来不作回答，是否有隐衷？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难道还不知道部队的人数？现在却反问起四方面军来，是什么意思？难以揣摩。于是随便答道：　
“人马10万！”　
张国焘回答的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有意显示一下四方面军的实力。其实，四方面军是8万多人。　
“嗬，不错嘛。国焘兄领导有方。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3万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周恩来高兴地说道。　
周恩来回答的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张，实际上，这时的一方面军由开始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只剩下2万多人了。那么，是周恩来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就自己作了这个估计，还是有意不告诉张国焘这个实际的数字，以免他产生轻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思想，今后不好打交道？也许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从遵义出发，红一方面军一路激战不断，并且翻越雪山刚到这里，究竟还有多少人马，在那样的条件下，恐怕一时也很难有准确的统计。　
其实，两军会师，不在于谁兵多兵少，只要会师了，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但张国焘却很关心红一方面军人马的多与少，因为他要依此作为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基本根据。　
尽管周恩来把一方面军的人数夸大了一些，但张国焘的脸色一下变了，顿生疑窦。心想一方面军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什么减员如此程度？不及四方面军人数的一半，他为之不安，同时也感到自身很有力量。在那必须以武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年代里，张国焘作为拥有比一方面军多几倍的四方面军统帅人物，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也是自然的。不过，这种对自我力量的感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膨胀为断送事业的野心，另一种结果是凝聚成事业发展的动力。眼下，张国焘对自我力量的感觉，究竟会演化成哪种结果？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方面军既然有那么多的干部，今后可调一些到四方面军中来，我们正缺干部哩！”张国焘心口不一地说。　
“不成问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毕竟，红军是一家人。席间的气氛是热烈的，欢宴也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欢宴过后，张国焘便拉着朱德来到他的住处。　
张国焘住在抚边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门是敞开的，远远就能看见里面放着的柜台，他的随从人员住在柜台外，柜台内则是他临时办公的地方。张国焘热情地将朱德迎进柜台内，两人相对而坐。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很早，但张国焘对朱德的了解要比对毛泽东的了解深一些，尤其在南昌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和朱德在一起。那时张国焘是带着中央的决定，由汉口往九江到南昌，因张国焘“假传圣旨”，阻止南昌暴动而受到开除中央委员的处分。这次相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暗渡陈仓（6）
朱德在向张国焘介绍红一方面军一路过关夺隘、死里还生的历险经历之后，说道：“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后，我带着的那班人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后来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又与当年不相上下。但这次却保存了大部分的干部。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因而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听了朱德这番掏心窝的介绍，张国焘突然问道：“玉阶兄，一方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还是苏维埃运动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已经有了个说法，我的看法也在那个说法里面。眼下最要紧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次有劳你远道而来，就是专门商量军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话题撇开了。　
“我不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装备状况如何，但就四方面军的情况而言，要谋个立足之地，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话中套话，两眼盯着朱德。　
朱德见张国焘想了解一方面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绍。朱德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维护团结的愿望，如果不把红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一旦他自己了解到以后，反而使他产生疑心，不利于团结，更何况张国焘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会师了，要在一起共事，应该让他清楚一方面军的情况，不然怎么研究军事问题呢？　
但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后，他却走向朱德良好愿望的反面。　
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到的并不多，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就那样，一旦明了他反而觉得没什么价值。现在他最想了解的是中央存在什么分歧，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处打听，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谈了一些不该谈的话。聂荣臻回忆道：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一些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　
当然，张国焘不仅了解到这些，尤其了解到了会理会议的情况，了解到那时林彪要毛泽东下台和彭德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的详细情况，他由此断定一方面军内部不团结，并寻思着“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点时刻开始到来　
在中国，一些政治问题、政治争论、政治斗争，都与地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是地域广阔，拥有太多选择的缘故。从长征开始引起的争论，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到遵义会议的争论，也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引起的争论依然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红军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来，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其发展问题。　
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才更有利于红军生存，这是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就感觉到张国焘对军委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因而才通知张国焘赴懋功开会解决。　
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