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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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 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 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 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 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 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 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 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 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 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 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 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 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 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中国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 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 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 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 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 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 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 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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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 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 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 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 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 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 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 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 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 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 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 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 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 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 “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 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 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 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 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 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 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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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 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 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 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 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 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 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 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 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 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 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 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 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 争。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 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 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 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 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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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 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 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 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 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 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 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 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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