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8章


囊槁邸?br />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1)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
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一 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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