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3章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根据当时流行的观点所修,吕氏曾将其书悬于城门,有能易一字者赏一金,没有人敢贸然改一字,一方面是畏慑于吕氏,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德始终的观念在当时近乎“趔”,为人们普遍接受。其次,历史循环论也有进步性。《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社稷无常奉,臣无常位”。政权不能以一家一姓为私有,社会在斗争中前进。农民起义时常有口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不要忘乎所以。这种观念正是历史循环论的积极性所在,也是当时的思想家创造历史循环论的原因。他们为统一天下制造理论根据,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毋庸置疑,历史循环论与历史唯物论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循环论是一个闭塞的圆圈,是保守的系统。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形态是螺旋式的前进,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邹衍不仅是一个宣扬社会更替的思想家,还是上古睁眼看世界的联想主义者,他联想出大九洲之说,说中国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邹衍曾到齐、梁、赵、燕等国讲学。国君以贵宾之礼相待,学人都很尊重和敬佩他,称他为“谈天衍”。以之与孔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的情况相比,邹衍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文化名人。对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我们不应轻易否定。
(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以五百年为单位说明社会周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神化了社会发展规律,自认为天降大任于圣人,五百年一个周期。由尧舜至汤五百年,由汤至文王五百年,由文王至孔子五百年。《孟子·离娄》又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新。”意为君子的流风余韵在五代以后就断绝,五代形成一个周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思想流传到后世,有很深的影响。从朱元璋到洪秀全刚好五百年,洪仁就制造舆论说:“五百年临真日出。”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亦云:“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
有的人认为社会周期是(500×2)一千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任邱县八里庄碑文云:“总名是一千,九百九十三。释迦去了世,不日改天年。”当代学者认为这似说世界每逢一千年为一劫,现在已经过了九百九十三年,当为世道变化的末劫之期。
“千”是成数,古人常用于说明一个很长的时段,如千载、千年、千岁、千世。先秦时的庄子曾以之说明社会动荡的周期。《庄子·庚桑楚》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这里是以三十年为一世。庄子预言三万年后,天下必将形成人类难以生存的局面。
(三)三世说
把社会的周期按照三个阶段划分,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就是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认为先秦典籍《春秋》包含了三世之义,即:有见世、有闻世、有传世。东汉何休在《公羊传解诂》把社会分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这种三世说,在古代曾流行过,如五代至宋,农民常常利用摩尼教起义。摩尼教又称为明教,它是武则天时由波斯传入的宗教,教义宣扬光明压倒黑暗。教首被称为魔头。后梁的母乙、南唐的褚佑、北宋末的方腊、南宋的钟相和杨幺都是摩尼教信徒。
关于摩尼教的情况,庄季裕的《鸡肋编》上有介绍:“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教徒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张角是摩尼教的宗师。摩尼教有“二宗三际”说,二宗即光明与黑暗势力;三际指二宗历经的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势力消长形成一个周期。农民战争是要乘“明王”出世之际,战胜黑暗。
二 方士的周期观(2)
元明清三朝,农民普遍利用白莲教的三世说起义。白莲教是佛教的一个异端流派,宣扬神佛下凡,要将迷失在尘中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
佛教也有三世说。清代流行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表述得很清楚: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
,度道人通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金莲的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
过去和现在佛掌管道人僧人的超度,未来弥勒佛掌管穷人的超度,所以贫困的民众对弥勒佛充满憧憬。
关于社会周期,清代的民间“邪教”也有自己的神秘理论。如红阳教认为,往世是青阳,现世是红阳,未来是白阳。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劫变在即。青阳、红阳、白阳的更替,不过是佛教三世说的变异。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继承了三世说,把社会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并且肯定了他所在的社会是衰世,言下之意在于指出清代面临新的替代,他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论述云:“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揩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注意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的积极性和消沉性作为划分社会的标准,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沦落心态和不满情绪。
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康有为以三统说和三世说为基本理论。他远师董仲舒,近承廖平,返本开新。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宣扬天人神秘主义,使儒学神学化。董认为每个朝代都有独自的“统”,新旧朝代的更替就是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往返,夏(黑统、人统)、商(白统、地统)、周(赤统、天统)是按“统”来变更的。董还认为春秋时代有“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东汉的何休把这三世称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康有为的三世说还可能受到汉代扬雄的太玄学说影响。康在《论语注·为政》按3—9—81的模式推测历史更替:“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过。”这种数字排列有悖于《周易》,而是根据于《太玄》。《太玄》推崇社会变革,其《玄莹》篇云:“天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别。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三世说的局限性在于循环往返的历史观,它的积极性在于因革变化的动态观。动态观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运作。
康有为把三统说和三世说巧妙地用为变法依据,使神秘的社会观为政治服务。对此,他的学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指出: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能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七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四)三元甲子说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痢犬流灾化毒龙》,借用申子平之口,以三元甲子解释晚清社会动荡。认为: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在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穆宗毅皇帝上升。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有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甲午为第三变,而后三甲是北拳南革。“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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