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9章

删佟薄?br /> （四）明清帝王有昏有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年轻时当过和尚，登基后一度宠信佛僧，后来醒悟，抑制佛道等宗教活动。《明史》卷139记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遥卖囊拢偃虢校妥虢猜邸Ｎ庥　⒒饲谥簦园芜链蠊伲笔奔囊远俊劢ブ钌嗖蛔ⅲ汹謇硎偷蓝淘啤！?br /> 朱元璋主张敬天以爱民。《明史》卷3记载，在一次大祀活动时，朱元璋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成祖不相信炼丹术。据《明史》卷7，永乐十五年（1417），“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仁宗笃信仙药和神仙。《明史》卷299记载：“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待，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宪宗对佛道二教都很重视，授佛教徒称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赏赐以金印、王冠、玉带、玉王圭。
孝宗初年屏弃佛老之教，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遣僧还谷。孝宗在位日久，渐渐相信烧炼斋醮，中官李广等人得以受宠。
武宗曾经自称大庆法王，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世宗特好神仙斋醮，命令官吏搜寻珠玉宝石，用三十多万斤黄白蜡炼丹药。又于禁中筑乩仙台，专意成仙之道。太仆卿杨最说了几句直话，竟然被活活打死。郑一鹏、赵时春、顾存仁等人直谏，世宗不听。
穆宗即位，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此后，明代皇帝再没有像世宗那样大肆进行迷信活动。
满清入关，仍然尊重中原的神秘观念。对汉人供奉的关羽大加推崇，顺治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据《清史稿》卷84记载，乾隆帝下诏彰扬关羽：“关帝力扶炎汉，节气凛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昌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
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