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63章

大全就能因缘取宠，博升高位，并得以交结了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就本朝历史来看，单凭这一点背景似乎不足以胆大妄为，但大全却能开一个先例。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谏后不到一年，就因私结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怀怨恨，上章劾奏，极尽诋毁之能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复章未下，他竟然调兵百余人冲入相府强执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宠在身，何来如此嚣张气焰。朝野并非没有人反对权臣当道、奸佞柄国的丑恶政治，但正如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旧例一样，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为就无道理可讲。
另一位人物贾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轻薄之徒，从小就胸无大志，日行游博，不事操行。但因为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似道由此跃龙门，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为户部侍郎后，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封疆大员，淳祜十年（公元1250年）领镇两淮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出身卑贱者若不能勤于克己，便不免堕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条就是凭借恩宠，及时行乐，因此从不检点行为。就连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终夜不熄的灯火楼船，除了似道绝不会是旁人。其实，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无行不过是天子荒逸的一个延伸而已，难怪天子对此从来都是愠而不责。风气的败坏是政治腐朽的最好注脚，君臣淫靡如此，国事复能何为。
丁大全罢于只有一年时间的“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贾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此后又将恪守忠直的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像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荐至，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脧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词，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1节　水天空阔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邓剡（公元？——1297年）
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牲畜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防护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