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69章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潜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櫬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櫬”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昰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辞陛赴任,大元天子专门谕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开国大将,取西蜀灭南唐,都能禁军屠掠、抚民安邦,曾被太祖给予甚高的评价。忽必烈能诫谕部将效仿曹彬,不管后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风是没有异议的。
九月,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伯颜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与阿朮率军沿襄阳入汉水渡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师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取道枣阳陆路径取淮河,以刘整骑兵为先锋:这一战略部署具有相当的水平。
坐襄阳而望临安,无非两条路:左沿淮水南岸趋扬州,自镇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两浙;右沿汉水下郢州、鄂州入长江,沿江水陆并进而趋江州、池州,与左路会合于建康,即可进取临安。伯颜把大军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牵制为主,战略目标是力保两路大军在江南的会师。到了这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泛江东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无疑问,较诸当年的完颜宗弼自建康奔袭临安之举来说,元军这次的攻势,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前者不啻百千倍。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5节 大局已定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矶一带抵抗较烈外,其他宋军基本上是望风披靡。复州知州翟贵、鄂州守将张晏然、黄州守将陈奕、蕲州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庆军的范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范文虎,尚未接战就主动投敌;两位有战功的方面统帅张世杰、夏贵也兵败而退,其余城镇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扫而尽。元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元军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刘整,因此他力请参与右路的进攻,以实现他建功的宿愿,但伯颜却把他派往了左路。刘整看到元军进展神速,而吕文焕立下头功,万分遗憾,竟至于发愤成疾不治而亡。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元军甚至包括宋廷降将的迫切心情和取胜欲望是如何的强烈。
宋室已将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从年号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无奈。一直阳奉阴违的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竟然也胆大起来,亲率精兵十三万出征,月底抵达芜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立即遣使议和。可伯颜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复为江淮招讨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芜湖与似道相遇。似道这时已为亲眼所见的局势所震慑,见到立信竟放声大哭,表示悔不当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还能再骂一次瞎贼汪吗?”
似道哪里还能答话,只得讪讪而问立信此去何往。
立信没有正面看他:“江南已无寸土干净,吾只不过是找一块赵家土地赴死而已。总之要死得分明罢了!”言罢即去。立信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来到建康后见事无可为,率部数千人北上高邮抗击渡淮元军。宋军芜湖兵溃后,立信遣散僚佐,嘱以家事,慷慨而绝。
似道不久就在伯颜大军攻击下一败涂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驻守的扬州,上书太皇太后请迁都以避,未得响应。月底,似道被同样万般无奈的临安朝廷解除了职务。三月,伯颜军进占建康,除遣军攻击扬州外,同时分兵合围临安。
大局已定。
临安城里的朝廷百官已开始作鸟兽散,纷纷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诏痛责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员,这道诏书说得倒也十分贴切: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平心而论,本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无耻之辈。即从眼前来看,弃城投敌、畔官离次者有之,但急难赴义、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的责任还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间于国是,那么帝国朝堂之上尽是无耻之徒也就不足为怪。太皇太后下诏切责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实更应该罪责的是先帝先君,至少他们养士千日并未能用之一时。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军分兵进击,一取荆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颜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临安。同时又命阿朮继续攻击扬州,阻挠淮南宋军南下。九月,淮南元军攻克泰州,大将孙虎臣自杀殉国;南进元军也已进围常州,临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为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从江西赣州来到临安。
文天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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