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海湾战争1416》第26章

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89年在北京跑过新闻，90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三十二、新闻检查
三十二、新闻检查
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克亲自主考。老鲍勃先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rut　”（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认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站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居然，不出两年，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送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躲着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我场场必到。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所有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场，因此没有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