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44章


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 
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大姐掩饰不住难过的表情,却说了一番“忆苦思甜”的宽心话。我说呀,孟敏,这总比我们长征时候好多了。长征时候,能睡在大树底下就很不错了。唉,现在住的还是房子嘛! 
六姨说,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梦都梦见毛主席,想给毛主席说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时,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鸡叫,梦就断了。何大姐说,孟敏哪,你莫怪公鸡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问,为什么?何大姐说,公鸡叫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来吗?毛主席为国内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说些啥? 
六姨与何大姐的对话像一个寓言一样的耐人寻味。
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李先念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1)
姨父在注意杨尚昆的消息。杨尚昆是毛主席圈点过的“窃听案”首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踪影,听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窃听案”肯定是在上面哪个地方“卡壳”了,急是没有用的。 
那时,我国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是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两个凡是”作为标准,那么,“窃听案”和毛主席说过、圈阅过的一批错案都将成为“坚决维护”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过的一切还要“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中国共产党面临抉择。 
历史终于在这里喘了一口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线的时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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