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的历史》第14章

在工厂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是长时间分开工作的（不像在农场或家庭作坊里那样总是在一起做工），因此，家庭生活大大简化了。正如现代人大声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常常为了拥有自己的收入而过早地脱离家庭。工业革命时期的出生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人结婚生子比以前早了很多。在别无求生之路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会把孩子送进工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牺牲。
上流社会相信自己正在目睹一种完全崭新而重要的事物出现，而在他们眼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是被连根拔起的、毫无传统的，因而令人担忧。1808年，有一名农村官员认为这些工人“无论从生活习惯、职业上说，还是从与社会的从属关系来说，都是一种新生的族类”（这就像近两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煤矿工人曾被视为社会的异类一样）。19世纪30年代的一位观察家称这个新兴的工人阶层是“摇篮里的大力士海格立斯”，并已被蒸汽机催生出了庞大的队伍。1842年，有人认为，蒸汽机和新的制造技术是史无前例的，并“继承了从天而降的遗产：他们突然出现在这世上，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Jupiter）的脑子里蹦出来一样，迅速走过了婴儿时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欢迎仪式之前，他们就已在这个世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实在没有时间去准备“欢迎仪式”。只是一代或两代人的工夫，英国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就改换了面貌。1833年，一名观察家提到，“在1/4世纪稍多的时间里，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1851年人口普查的结论则更为官方化：住在城市里的英国人比住在城外的多。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城市化水平的国家。
但是，用来保护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的一些制度，普遍还没有完善。就拿曼彻斯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只是从小镇变成了无数贫民窟，直到1853年才成立了当地政府。在1800年到1824年，工会都是非法的，即使在煤矿上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更晚些时候，工会才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固定机构。到了1867年，工人才得到选举权。公共设施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最终使工业主义最坚硬的边缘得以缓和。同时，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开始关注产业工人们的悲惨处境。
1842年，德国一个富裕的棉纱厂老板把儿子送到了曼彻斯特，让他学习打理自己名下的一家棉纱厂。这个儿子就是弗雷德里西·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他对如何经营棉纱厂并不热心，但他确实很向往曼彻斯特，因为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可能就从那里开始。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过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双重生活：白天是中产阶级工业家，晚上则成了革命家。他广泛地考察这个城市，探测它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把自己目睹的苦难生动地写进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这本书引来了人们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普遍关注。大约就在这时，他开始了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伟大友谊。他们俩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The　munist　Manifesto），在1844年出版。恩格斯继续经营着父亲在曼彻斯特的棉纱厂，这份收入支撑着他（和马克思）度过了很多年。
在曼彻斯特以煤为燃料、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巨大产量的推动下，产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甚至胜过它在激发资本主义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应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本主义正在大量生产着工业劳动阶级自身——这个阶级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已脱离了他们过去珍视的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社团、家庭的舒适，以及独立，而且，他们如今必须按照机器时代的逻辑来安排作息时间。
像大多数工业城镇一样，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众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众苗圃和散步甬道太少了，他说：“工人们几乎丧失了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的能力，有了这个缺陷造成的极大障碍，在曼彻斯特若想从疾病中康复，通常是乏味而困难的。”
一份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烟浓度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还在反常地愈演愈烈，可以看到空气中充满肮脏的煤灰颗粒，那无疑是有害于健康的，它们污染着居民们的衣服和家具，攫取花园的美丽和肥沃，破坏着国家的葱茏绿色”。一份1842年的报道则说：“天空仿若一张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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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英国的人口大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的，至于原因则至今仍在探讨中，但国家人口统计数字却隐瞒了当时日益增多的贫民窟中的人口状况。1842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以期有助于开展英国的公众健康运动，这份报告提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所有曼彻斯特体力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这份报告戏剧性地表明，贫穷和城市环境的种种问题导致了如此高的死亡率。大量幼儿的夭折使得曼彻斯特穷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城里的知识人士和贵族们还有指望活到38岁。相反，乡下穷人们虽然工资只是曼彻斯特穷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38岁，跟曼彻斯特的富人们差不多；乡下富人们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52岁。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也显然是不健康、缺乏活力的。1833年，一位观察家一边回忆前工业时代的棉花工业中那些“强壮而健康”的小伙子们，一边悲叹“近30年来，制造业工人们的个体质量已经严重下降了”——他们皮肤暗淡，双颊深陷，腿形弯曲，足底扁平，脊背佝偻，而且通常都垂头丧气。维多利亚女王在1851年视察曼彻斯特时，虽然对曼彻斯特人有条不紊的行为举止甚是赞许（“没有人乱走，因此看起来秩序井然”），但也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他们都“看起来很不健康，神色痛苦”。城市人群健康状况的下降，很快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42％的从城市招募的新兵染上了疾病（来自乡村的新兵只有17％染病），而且这些年轻人还是被当地征兵者精心挑选出来的。
人们在小工厂的阴影下染病，甚至在进入工厂做工之前就染上了，在这些阻碍人体发育、导致人体变形的疾病中，有一种叫软骨病。软骨病的高发人群是婴儿和初学走路的孩子，但其他年龄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严重的软骨病会永久性地腿部弯曲、短小，胸腔和骨盆缩小，脊背佝偻，肌肉无力，免疫能力低下。胸部畸形、肺气肿、肺炎，以及女性骨盆的缩小，这些都给以后生产婴儿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软骨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都很不寻常。粗糙的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一部分太阳光转化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营养物质，维他命D；人类也具有相似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日常饮食中获取维他命D，但即使是在今天，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从日光中获取维他命D，那么在当时，日光无疑是维他命D的主要来源。如果把我们与阳光隔离开来，并且不具备其他的维他命D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像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植物那样，慢慢枯萎。我们的骨头会完全软化、弯曲，最终变得从硬度上来说不再是骨头，而成了软骨。
19世纪，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在那期间出生的孩子们更容易患软骨病。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出去散步，也没有地方可去，而且，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的太阳长期处于烟尘之中，用托尔维克（Tocqueville）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新兴的工业城市中，软骨病在市区孩子们中间已经掀起了流行之势，以致于软骨病在其他地方被称为“英国病”。在一些邻近地区，医生们说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显示出软骨病的征兆。到了1918年，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