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高华文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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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
与“政治正确性”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里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阿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阿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阿西某厂工人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