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高华文选-第53章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开放。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央级的档案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A。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C。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 
3。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 
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1。详尽。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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