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原著小说)》第46章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化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怀孕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罗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罗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作“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临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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