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22章


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况皇甫镈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谷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皇上上疏。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的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
“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
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镈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镈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哪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
程异惟惟,皇甫镈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鼻子里“哼”了一下,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镈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把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抹得一干二净了。长于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1)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皇上多内宠。
天子年轻,血气方刚,好于此道本不足为怪。至少,皇上还算不上夜夜弦歌之辈,并没有玩物丧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不过,皇上的毛病在于精力显得过分的旺盛。对色欲有着一种近乎强烈的爱好,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岁时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来,二十七年内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广并不能保证帝国的储位不发生问题,这一教训尤其深刻,皇上的父亲、当年的顺宗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宪宗皇帝即位后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即认为,天子嗣膺大宝已近四载,而未册储闱,十分不妥,建议皇上为国家社稷想,早行册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对此原本不以为意,但早岁的痛苦记忆让他猛省,于是立即宣布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亲却并非正宫。宪宗在东宫时的正妃是郭氏,出身于名门,乃当年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时封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储,大概是郭氏虽是当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后却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为贵妃而已,其子既非长,也就没轮上这一幸运。可这个猜测却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邓王虽“长”,但却非“嫡”,也只不过比遂王大两岁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国储之位?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邓王有这个运气却没有这种福气,刚做了两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继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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