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54章


蔷涂梢粤淼北鹇哿恕! ?br /> 武宗皇帝病重后,有两个多月不视朝政,宰相请见,亦被枢密驳下,朝野内外忧惧万分。
拖下去于事无补!内侍仇公武首先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
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肚子里转了几转,立即就随声附和。他知道这里头的奥妙。
枢密使和右军中尉没有他们两人反应得快,可一会儿也恍然大悟。这个主意真是精妙!文、武两帝的干练冲动,他们虽无切身体会,却也深知一二,前辈仇士良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所以在这件事上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可在此刻,他们的意见却一下子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以后的日子有了这位憨痴而无所决断的光王,至少是不用担惊受怕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遗诏发布:“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二十一日,皇太叔在宫中少阳院接见朝廷百官。
当文武百官步人宫殿时,谁也没有对这位即将入替大宝的新帝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运就将要系在这么一位天子身上,大家无可奈何之余,仍还有些微微的不甘心。可是,太子确实年幼,宫中遗诏已出,又有什么办法?!首席大臣李德裕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做过努力,可在这种建置天子之事上,他也无能为力,更何况他人!
百官班定,内侍齐集,枢密中尉们也已就列。皇太叔出现了。
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真切的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从他那坚毅同时又蕴含深邃的表情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常人!
所有的人都被皇太叔的不凡气象笼慑住了,他们惊在当场,仿佛梦中。
皇太叔开始处理积留数月的政务,一件件一条条地剖决裁断,无不明白合理。他对国家政务和制度礼仪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位垂拱已久的天子,他的敏锐果断和不凡见识又像是一位英明的长君。在这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皇太叔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就让所有的人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以往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先是惊诧,继是欣慰,最后,他们突然觉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丝丝入怀,无法自已。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背后的衣衫已被淋淋的汗水湿透。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这样的冷汗,竟要流上十几年!
二十三日,武宗驾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这就是“宣宗”,时年三十六岁。
这是忍耐的胜利,这是毅力的胜利,更是处心积虑、坚忍不拔的最好报偿。一个人只有保存好自己,才有可能战胜强敌,实现自我的辉煌。先知先圣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宣宗皇帝以他的超凡精神验证了这一箴言。相比起来,无论是李德裕如何地建功立业,李宗闵如何地快意恩仇,牛僧孺如何地自保其身,白敏中如何地最终得计,在宣宗皇帝的胜利面前,统统都不值一提。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2)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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