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62章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杀头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己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
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
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危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
“圣主登基，万方欣戴。”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
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当时的“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捞着了一个无以伦比的东西，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王宗实选择这么个人，当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实不会希望龙殿之上，再坐上一位让他们时时都要出冷汗的天子。新一代天子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淫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时势造人，那是一点都不错的，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慷慨悲凉、清丽俊逸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划分成两种水火不容的集团。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他们出身寒微，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他事。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第七章　崩溃崩溃（2）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份。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