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49章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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