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4章


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 
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 
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 
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 
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 
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 
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 
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 
“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 
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 
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 
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 
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 
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 
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 
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 
电》之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 
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 
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 
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 
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 
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壁 
君、曾仲鸣的3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 
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 
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 
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 
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 
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 
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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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 
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 
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 
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 
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 
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 
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 
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 
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 
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 
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 
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 
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 
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 
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 
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 
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6000元 (合约2000美元)。 
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 
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 
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 
“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 
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 
“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 
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 
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 
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 
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 
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 
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 
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 
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 
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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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 
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 
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 
人都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 
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 
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 
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 
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 (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 
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 
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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