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88章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李鸿章像
有人说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更多的人说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看来,倒不是后人评价不公,实在是末世“宰相”难当!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即而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在他去世百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贡奉,可望而不可及,无人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贡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当人们在其他的许多路径上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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