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第59章

妻子，劝说那个狐狸精不要再来跟丈夫幽会。你不要去见他，不要去见小薛……
可这会她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该往哪里去。此刻多半已有人向老顾发出警报，行动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她擅自离开队伍。别人一定会猜出她的想法，别人一定会把这种行为认定为背叛，可她没别的地方可去。她找不到小薛，她是巡捕房通缉的要犯。她一个人离开公寓这行为本身就很危险。她可能会在街上被人认出来，可能会是巡捕，可能会是另一个对她有兴趣，可并不太喜欢她的记者。
最后，她决定还是回到那公寓去，她没有家，没有朋友，组织就是她的家，她的朋友。
⑴格雷夏公寓。
⑵Shell。
四十九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晚六时四十五分
林培文带来一个人，他在门外。坐在法华民国路对面的茶馆里，望着这边的窗户。窗户是朝东的，就在东厢房，在床边，那个姓薛的家伙躺在床上。
刚入夏，快到七点，天还亮着一大半。林培文坐在客堂间，觉得想要一句两句就把话说明白，实在是太难啦。情势变幻莫测，他都顾不上喘口气。
他怎么也想不到，郑云端竟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里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来这的路上思前想后，把郑云端和他说过的话全都回想一遍，这才发现人家早就给他足够的暗示啦。
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
他当时怎么就明白不过来呢？他当时怎么就捉不住那话音里的一丝暖意呢？
昨天晚上，趁着特务们饭后晕头晕脑的机会，郑云端打开那扇储藏间的百页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喝令林培文。他用饱含同志友谊的眼神望着他（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什么假惺惺的花样呢）。他还弯着腰，把上半身钻到这到处是灰的小黑间里，把手伸向林培文。
他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以为这又是特务在搞什么名堂。他后来才想明白，人家这一伸手，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大的代价。等到他后来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的相信他已得救时，他忽然就明白过来，在敌人的隐秘机关里要埋伏一名革命同志有多不容易，人家来救他，得冒着暴露的危险。召唤几个迷途青年的事，可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易。
他当时拒绝那双伸向他的手。他冷淡地望着郑云端，钻出小黑间。
郑同志也没工夫多解释，凑在他耳朵边说：
“明天一早要把你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为什么？你们不是还没拿到我的口供么？”他冷淡地问。
“党组织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关系，把你被南京特派小组秘密抓捕的消息透露过去。今天上午巡捕房政治处打电话来要人。”
“党组织？”
“来不及给你解释。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做好准备。组织上要营救你。”
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在云端，晕晕乎乎——
“你要小心。别紧张，也别太放松。今晚还会有一次审讯。曾南谱在南京来不及赶回。由我负责主审。你照平时的做法就行。明天一早巡捕房要派车来运送你。党组织的内线关系已在那边花过很多钱，车子会在路上多耽搁半小时。另一辆黑色的汽车会来把你接走。那是组织上派来的营救小组。万一被敌人发现，万一发生战斗……你要记住，一旦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你要死死咬住，对敌人说营救你的是顾福广派来的人。”
昨天夜里的提审场面具有一种奇异的双重特点。从它的形式上来看，它比以前的审讯更激烈，郑云端甚至冲上来亲手打他两记耳光。可要是从审讯过程中询问的内容来看，它顶多只能算走过场。顶多只是把以前问过的东西再重新问一遍。他渐渐不耐烦，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使得审讯在旁观者看来变得更加激烈。
夜里他几乎整宿没睡着。他无法把那些对话的头绪理清楚。他只是觉得那储藏间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闷热，他脑袋靠着的那个墙角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来接他。他没有再看到郑同志（此刻——十小时之后——他在心里又叫一声郑同志）。两名年轻的特务把他交给全副武装的巡捕。让他惊讶的是，其中竟然有外国人——后来在车上林培文用英语问过他（林培文在南洋公学上过两年英文课），他只是笑笑，没回答他的问题。摸出一支短铅笔头，在烟盒锡箔纸的背后写上几行字，递给林培文。
For　we　walked
Changing　our　countryMore　often　than　our　shoesThrough　the　class　war——⑴他告诉林培文，那是共产国际里一位诗人的作品。原先是德文，他刚把它翻译成英文。
汽车把他送到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站在客堂间吊扇下欢迎他的人，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叫一声：陈部长。当年，林培文在会场里，他站在演讲台上，当年，他是学运部的负责同志。
几小时后，他离开那幢房子。他强迫自己调整，强迫自己不要过分激动。情势变幻实在突如其来，他的世界被整个颠翻过来。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这是对党的诬陷！如果让它得逞！革命事业将会遭受极大损失！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揭露它！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整整四年，他都是跟一个骗子在一起，整整四年，他把一个阴谋家当成党的代表，当成他与党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成他的指路人。民国十六年春天的大屠杀使他与南洋公学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同志被捕的被捕，退党的退党，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人（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被青帮流氓的铁棍砸在头上，再也没能醒过来。那年十一月他从无锡乡下回来，发现所有人的热情都烟消云散。仅仅几个月前，谁都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三月时有个同乡学生来找他，宣布要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最后的决战。半小时的慷慨激昂后，那同学忽然对他说，他的舅舅原本在无锡教书，现在失业在家，能不能请林培文帮他找个教职？你有办法，你是共产党，你还是国民党区党部的学生委员，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被两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党部接管。
可现在他在路上看到那同学，人家把他当成陌生人，看都不朝他看一眼。他先前曾想过去武汉找党组织，可不久武汉也开始清党。他感到愤怒，不是对敌人（对敌人他只有更加冷酷的仇恨），而是对那些风一刮就倒的墙头草。
就在这时，他遇到顾福广。他刚走出那家门庭萧索的书店。几个月前这书店摆满各种文字的左翼书刊，市党部还没来得及在这里贴上封条。因为这里是公共租界，书店老板是德国人。当时，他感到危险逼近——现在他回想起来，觉得那时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危险。——他觉得背后有双眼睛。他往弄堂里走，在拐角处疾转，看到弄口有两个短褂男子望着他，他紧张，加快步伐，怀疑背后有奔跑追逐的脚步声。这时，顾福广来到他面前，顾福广躲在横弄口，朝他低声喝道：“这里走！”他懵懵懂懂被拉进一幢石库门，穿过天井，从另一扇门走出去。
他现在回想起来（尤其在听过郑同志说的那个故事之后），这很可能是顾福广设计的圈套，如此拙劣，他当时竟然无从识破。
他感到羞愧，他想自己是多么轻信啊。他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他自己，他那时一腔憎恨，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向反动派复仇。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仇恨是危险的，他的内心应该更宽广。他的敌人是那个制度，是那个阶级，他应该更冷静，他应该比敌人冷静一万倍。
他一想到陈部长的话，就觉得无地自容。
他向陈部长提出正式的要求，希望组织上让他重新入党。老陈告诉他，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党组织早已吸取教训。队伍必须更坚定，对党员的要求会更严格，重新入党的程序将会更加严密，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工作。最要紧的是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是去把真相告诉那些受到顾福广蒙蔽的同志，党欢迎他们回来！
他站在东厢房的窗口，朝民国路对面茶馆里的同志招手。那位同志随身携带秘密的党内文件，它们会让受蒙蔽的同志获悉中央的最新策略。但首先要揭露阴谋，向全体同志揭露顾福广的阴谋。
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