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第13章

十二岁的孩子不应该穿这样的裙子——穿不合适会显得邋遢，穿合适了又让人瞧出虚荣和做作。更何况穿的人又顶着乱蓬蓬的长头发。于是一穿它，外婆就骂。但我还是坚持穿着，因为它是我当时唯一的裙子。
其实我自己也并不觉得这条裙子有多好看。直到我第一次去水库游泳之后。
我不知道该怎么租泳圈，便仔细地观察别人怎么租。有一个女孩说：“我把衣服押在这里行不行？”　
老板说：“不行，押金五块钱。”　
轮到我了，我正想交押金，但是老板看了我的裙子一眼，却说：“要是没钱的话就把衣服押在这里吧！”那天傍晚，我还了泳圈，赎回蓝色长裙，裹在身上独自穿过田野，翻过山坡，往城里走去。一切都不一样了。原来我的裙子竟是漂亮的。
第25节：户口和暂住证的事（1）
户口和暂住证的事
我小的时候学习并不好，可小学毕业时却接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使我的家人大喜过望。我自然也很高兴，报名之前还偷偷跑去看了看新校园。新校园对我来说大得不可思议，还有池塘和小树林。课间铃声是庄重悠远的铁钟声而不是电铃。教学大楼的墙体上砌的是莹莹的汉白玉而不是瓷砖。主楼前有两个铺满明黄色睡莲的方池塘，里面还有许多鲜艳的红色鲤鱼游来游去。
可到了报名那一天，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户口，学校拒绝接收。
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因此并不特别惊慌。学最终还是得上的，这些问题自有家长去解决。
然而心里的那种别扭与难堪仍然不可抹杀。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妈妈是离职的兵团人，没有单位，非农非工，我们娘儿俩一起当盲流，不停地搬家，换学校。
似乎早已习惯了，又似乎永远都不能习惯——每当老师说：“没有户口的站起来。”我就心怀巨大的不安站起来，孤零零地站起来，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那样站起来。
我忘记了那些年老师出于什么原因非要让没户口的站起来，只记得一学期里总会有这么一两次。也许是涉及什么费用，也许要作什么统计。忘了，全忘了。可能是刻意忘记的吧？可能潜意识里巴不得挖地三尺，想把相关内容统统抠去。
有时老师也会说：“没有户口的站到一边去！”　
我就在众目睽睽中站到一边，孤零零地远离大家，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序列中去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不知为何竟如此介意这样一件事情。“有户口”这种事，在其他同学们那里是理所应当的，而自己居然没有，肯定就有问题了。而有问题的人还想要继续读书，还装作没事似的和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游戏——这绝对是自己的错！是妈妈的错！是她害我没户口，害我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害我如同占小便宜一般地夹在大家中间成长学习着。害我每年都要麻烦老师把我从座位上叫起来一次，仔细地盘问我为什么没有户口——尽管上学期已经盘问过了。那时，教室安安静静，大家侧耳倾听。老师盘问的每一句话都无限地被这安静和倾听拉长、放大，意味深长。我真是一个制造意外的人，真是个多余的人。
由于很怨怪我妈，就跑回家向她哭诉。弄得她很恼火，便打了我一顿。
另外没户口的话，学费总是会比大家高出好多。好在有段时间我家开有商店（那时全富蕴县一共才四五家商店），家里还算有钱。我的新衣服总是比同学们多。然而又因为没有户口，让人觉得有钱也是耻辱的事情，穿新衣服也是难为情的事情。新衣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户口都没有……
因此，那一年，当新学校新生报到处的老师依旧拒绝为我办手续时，我立刻就扭头溜了，只留下外婆在那里对老师努力地解释、哀求。
那天外婆一回到家，就开始四处奔走，到居委会开证明，到原学校开介绍信，跑了整整一天。
我没有户口，照样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因此倒并不担心会没得学上。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转校。那个学校多漂亮啊，多舍不得啊！
第二天，外婆带着我再次去新学校报名，可仍然被拒绝了。
原因似乎是落了一道什么手续。外婆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沟通起来很困难，很多事情都不能明白。但她也知道那所学校是所好学校，是不能放弃的。于是就在那里缠着老师一个劲儿地磨叽，却一点儿也磨叽不到点子上去。那个老师似乎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地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意思。每当外婆的磨叽告一段落，他就回应同样的一句话：“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你莫来找我。”　
外婆越说越急，最后都快哭出来一般：“老师啊，这个娃儿是烈士的后代！我的两个弟弟都死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家再也没得男人了。”　
这话使旁边的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早就知道我们家出过烈士，家里大门上一直钉着“光荣烈属”的铜牌，也知道烈士是极大的一种荣誉——但没想到，这种荣誉居然也能分给我一份。
然而紧接着，又知道了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连户口都没有，烈士后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老师仍然回答道：“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莫来找我。”　
虽然小有波折，事情后来还是解决了——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我多交了些借读费，还是进入了那所漂亮而优秀的学校就读，一待就是三年。算下来，那应该是我待过的所有学校里，时间最长的一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尽管这三年之中，因没有户口而被老师从座位上单独叫起来的次数不过只有六次而已。
我外婆一辈子没户口，照样活到九十六岁（顶多是重阳节时没人来慰问罢了）。但是由于没有户口，就算活到九十六岁了也没人承认。
前两年，我妈总算帮我把户口从兵团调了过来。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而且籍贯还是河南，天知道是谁的户口安到我头上了。无论如何，总算成了一个有户口的人了。然而，那两年我的家庭仍然奔波不定，我的户口所在地又没有住房，只好把户口挂在县城一家其实并不熟悉的老乡的家里（我们熟悉的朋友似乎也都是没户口的）。可是那家老乡不久后搬了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于是乎，我又成了一个没户口的人。
除户口之外，没暂住证也是很麻烦的事。七八年前，我在乌鲁木齐一家地下黑车间里当车工，干流水线。老板没办执照，我们也没办暂住证。大家都耗子似的生活得偷偷摸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夜市都不敢去逛。因为当时传言说夜市上也开始有警察查暂住证了。还说他们一见到民工打扮的就要求出示暂住证，若拿不出来，就当场带走，并且还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队押送到什么地方办罚款手续。
虽然我在夜市上一次也没被逮到过，但那样的队伍的确是看到过的。那些头发零乱、趿着拖鞋的打工仔们，嬉皮笑脸、一路骂闹着长长地走过大街。每一个人都强作无所谓，整列队伍强忍着不安。
暂住证一年一换，换一次九十八块钱。这个价格打得很有策略：说起来只是两位数的支出，其实跟一百差不多。现在想想看都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居然穷得连九十八块钱都掏不起。
第26节：户口和暂住证的事（2）
尽管很小心，后来还是被逮到过一次。
我们这些打工的怕公安局，当老板的则怕工商局。为防端窝，我们全都通霄干活，白天才休息。车间角落一面宽大的裁衣板算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的床，另一个车间的另一面案板是男同胞的床。白天老板就把车间锁了，装出里面没人的样子。因此每到睡前，我们渴死也不敢喝水，不然的话，到时候憋死也上不成厕所。
那天老板进车间取东西，出去时忘了锁门。正睡得香呢，突然有人闯进车间，大声地嚷嚷着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翻身起来，看到他们疾步走过来，前面一个人掏出一个小牌子，在我们眼前迅速晃了一下，厉声道：“你！出来！！还有你、你、你，统统出来！”　
有人胆怯地问道：“怎么了？”他便又不耐烦地晃了一下工作证，算是说明了一切。我们这才勉强清醒过来。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刚躺下不过两三个钟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