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55章

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
“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
“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
“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的机会并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这样被发展的。”
“我知道，但你们也有失败，你们以为前国台办主任周明伟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于是就乘他到美国的机会擅自提高接待规格、开展说服工作，结果这人不买账……”
“对，总统先生，我们原来以为他受到美国教育，会接受我们的……没想到，他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哼，他可是最了解美国的共产党，就因为你们对他的工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隐藏在华盛顿的间谍发现，结果周明伟回国后被调离了国台办，离开了重要的决策部门，这应该算你们的失误吧！”
“是，总统先生，我们会改进，不过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最近有三位部长的公子入籍美国，他们可都是忠实的美国公民啊！”
戈斯神秘兮兮地简单介绍了三位忠实的美国公民如何尽义务的。总统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他说：
“听起来还不错，接着讲！”
“谢谢总统，发展这第二种对象的好处是，他们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提供北京党政军的机密和绝密文件，但局限性则是他们只对自己任职的领域熟悉，而且知道的深度有限。另外除非他们直接参与，否则对于一些特别绝密的计划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这类关系，每个人都能够向我们呈报一些有用的东西，但到最后，对于‘致命武器’仍然是管中窥豹。”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从第三个层次的情报员获得‘致命武器’情报的？”
“是的，总统先生！第三层次的对华情报对象包含范围很广，包括除开上面两种以外的所有来源。但是这些年我们主要倚重的则是中国那些有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例如学者专家和新闻记者，虽然他们不接触机密和绝密，但是他们的职业就是寻根究底，追求真相。而且能够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相对来讲都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在追求真相，披露事实的时候，勇往直前、穷追不舍。而且由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较全面，最主要的是，当他们报送一份份情报给我们的时候，往往连情报分析都附带上了。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预警性战略情报。”
“包括‘致命武器’计划？”
“是的，总统先生，这个计划就是七十二小时前由我们最优秀的情报关系带回来的！”
“最优秀的情报关系？”总统没好气地说，“他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
“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