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10章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太可怕了。〃我惊叫道。
〃确实可怕。事实上，老百姓中哪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的？为了完成比例，某些领导往往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比如平时要发发牢骚的，不驯服的，都被列为敌人。但不管怎样施加压力，一个人总归不能任意作假交代的。〃胡先生正式说着，对我慎重地注视了一下，以加重他语言的分量，完了他叉加了一句：〃那就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奉行的原则。〃我这才明白，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是来给我这个忠告的。他只是没有开门见山地点穿：不管受到怎样的压力，绝不能随便作交代。因为在中国式的家庭，但凡训练有素的佣人，总是垂手侍候在侧的，特别当有客人造访时。他不愿老赵听出他的意图。胡先生向来事事胆小谨慎，处处设防，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人的忍受，有时是有限的。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地、不论是非地胡乱写下些东西，以满足他们，希望借此从他们种种折磨中解脱出来。绝对不能这样做。他们决不会对你的坦白交代满足。一旦你开始交代了，他们会要求你交代揭发更多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如是变本加厉地逼迫你，结果，你自己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胡先生以婉转含蓄的语气说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你对中央的公报是怎样看的？〃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叹了口气，略略想了想，说：〃每一次运动的初期阶段，往往是最可怕的。这股台风在几个月后，就会逐渐减弱，约一年后，兢会过去的。要一年呀！这么长！〃我说。
胡先生对我这种少见多怪之态微微一笑，说：〃一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罢了。对时间，我们与欧洲人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不起，我这里是班门弄斧了，对欧洲人，你比我要熟悉得多！他们说我是派遣特务，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与英国人很熟悉。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因为让自己的事给搞得七荤八素了，我这才想起，还没问及他的状况和处境。
胡先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态讲起大道理来：〃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另一位已接替了我过去的工作。我把辞职申请送到我们党委那儿，表示作为过去的私方人员，我的阶级成分，不适宜再担任科室职务。〃当我听他说到，他现在已是以一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他自己开设的厂里做工时，我大吃一惊。但他似乎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我们算蛮不错了。〃他说，〃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时，据我所知，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枪毙了。但我现在还活着，还能过上三世同堂的日子，我已十分知足了。我要求党委把最艰苦的体力活让我去做。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苦力活：搬运原料或推煤车。因为不会有人妒忌一个做苦力活的。你知道，当我主动去要求领导分配自己做这种粗活时，那位党委书记似乎对我此举十分同情。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我想起丈夫曾对我说过，胡先生之所以还能与他的党委书记和睦相处，就是因为胡先生出力，党委书记获荣誉。历年来，这家工厂都获得先进称号和超额红旗。
〃你过去不也为你们书记做了许多事？就是呵。厂里大部分具体事情都是我做的。为了创办这家工厂，我真是呕心沥血呀。一九三零年这家工厂刚刚成立，我只雇了几个工人。而一九五六年当我把这家工厂上交给政府时，工厂已拥有五千个工人了。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年技术员训练中心。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从佣人们所持的态度及他们特地准备的菜肴，我感到他们是十分欢迎胡先生的来访。待我上楼回到卧室里，陈妈已在为歌准备睡衣和拖鞋。她劝我要听听胡先生的忠告。她认为胡先生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好人。
与知已有这样一场促膝谈心，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已抱定宗旨，不写任何假交代以满足那些激进分子了。
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零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零年，她又被她魂牵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