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死弯儿》第67章

崇祯对着干，而是暗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反对，这光时亨也是不怕死，上疏称南迁之议是“邪说”，要求“斩明睿以安人心”。李明睿当然不服，和他打起了口水战，一时间朝廷主迁派和反迁派立场鲜明，誓不两立。
崇祯当然明白，光时亨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反迁派领袖、内阁首辅陈演。崇祯对陈演的不合作精神那是相当恼火。他奶奶的就你爱国，我崇祯不爱国？这个国还是我崇祯的呢！你以为我愿意迁啊，这不没办法吗？局势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能是暂时南迁再作打算。你倒好，堂堂一个内阁首辅，这么不明事理，非要逼得我罢你不成？还好，崇祯的罢免令还没下，陈演就主动辞职了——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内阁首辅或者过劳死或者被冤死，我不做还不成吗！陈演挥一挥衣袖，和一个王朝悄然道别。
陈演走了，崇祯的烦恼却依然存在。继任首辅魏藻德竟然和陈演一样，也采用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来对待南迁，这让崇祯体会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知音难觅。知音难觅啊。这年头，找个肯一起迁都的知音都这么难，看来世道真的变了——难道我大明的官员，一夜之间出了这么多爱国者。
皇后周氏的一番话让崇祯终于明白什么是大明的爱国者：反对南迁的大部分是北方官员，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且大都在北京置下千万家产，这一南迁，什么都没了。另外也有一部分官员对局势的发展还抱有幻想，认为李自成终究不可能攻下北京城，因此反对南迁。
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崇祯对老婆周氏不禁肃然起敬，但有一个问题他还是不明白，一向深居内宫的妇道人家，为什么对这一切看得这么透呢？
因为人心都是一样。都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臣妾是南方人，思迁，思归；而那些反对者是北方人，思稳，思留。人心都是一样的。皇上。
那我该站在什么立场考虑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我崇祯的立场吗？
崇祯苦恼了。
南迁之议最终不了了之。
崇祯明白，也只能不了了之。因为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即便他下死命令走人，跟在屁股后面的又会有几个人呢？大部分官员会以爱国的名义留下来在京城看管他们的钱财和不动产，不会跟他崇祯走。
这就是崇祯十七年的现实。
冷冰冰的现实。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同理啊。
都迁不成，崇祯只能另想办法。为了守住北京，他提出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建议，供百官们讨论。
百官们糊涂了。这还用讨论吗？调不调人不是你皇上一句话的事吗？为什么要讨论？
崇祯阴着脸不说话，百官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他奶奶的哪是小事啊，这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啊！吴三桂一旦入关，那就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以外的大片国土。不战而弃国土，这样的“罪责”谁敢担当？
皇上也不敢担当，所以要讨论。
讨论就是表态。
表态就有立场。
有立场就有是非。
官员们谁都不想惹是非。
兵部尚书张绪彦说，吴三桂调不调回来，要看放不放弃宁远，而这一切全都取决于皇上。其他官员也连声称是。
崇祯干笑两声，心里恼怒异常：呵呵，把球又踢回来了，你们这些鸟人，好处都是要的，责任都不当，凭什么要我一个人独断，最后让我担一个昏君的罪名？！凭什么？
但是形势比人强，就在崇祯和百官们在玩太极推手之时，太原陷落。这下崇祯急了，他不理百官，而是直接找了吴三桂的老爸吴襄，想听听他的意见。
吴襄当然明白崇祯一直在找替死鬼。百官们不愿当替死鬼，他吴襄当然也不愿意。在他和崇祯深入的探讨过程当中，他列举了一个现实难题让崇祯知难而退：要宁远守兵退回关内不是不可以，但是代价昂贵。这些兵爷差不多每人在关外都有价值几百两银子的庄田，你现在叫他们舍弃不要匆忙人关，朝廷拿什么田地赔偿他们，如果朝廷打马虎眼不认这笔账，他们怎么会为朝廷卖命呢？还有，现在朝廷还欠他们十四个月的兵饷，要不是我儿三桂在那里着力弹压，说不定早就反了。这时如果入关，朝廷是准备清欠他们的兵饷吗？还有关外的六百万老百姓，他们也要随同入关，怎么安置，安置银从哪里出？皇上都想好了吗？
崇祯一听头都大了，这么多问题他是没想到的，遇到问题绕着走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事不妨先拖一拖。当然崇祯也考虑到了“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这一回他却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严重到他直接冲撞了红线。因为李自成再也不给他机会了。
最后的机会了。
第四节　第一千零一个贝壳
公元1368年是戊申年，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以天干地支而言，它们只有一字之差。
但恰恰是这两个年份，构成了一个王朝的起点和终点。
戊申年的朱元璋意气风发，完成了从和尚到皇帝的人生身份转变。
和所有有能力改朝换代的君主一样，朱元璋幻想着一个王朝的天长地久，他绝想不到两百多年后的某个甲申年，会是他亲手建立的这个王朝的大限。
当然崇祯也没有想到。
登基之初，他也曾意气风发，力图中兴大明。
但为时晚矣。就在这个甲申年的三月，一切戛然而止。
准确地说，是在三月十九日的子时，崇祯将自己那颗多疑的头颅无奈地伸进了煤山脚下一颗歪脖子树上系着的绳套里时，一切戛然而止。
但一切他又看得分外分明，从来没有这样的分明。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九天啊。
甲申年的这个三月，注定只有十九天。
也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十九天。
三月一日，崇祯上吊前十八天。李自成的部队围攻大同。大同总兵不战而降，巡抚自杀，在大同的代王及其宗室被农民军处死。崇祯看见此时的自己是真急了，不顾一切地要吴三桂放弃宁远，率兵入关。但是为时已晚，直到三月十九日子时崇祯上吊之时，吴三桂还走在进京的路上。同时，他发动各级官员捐款救国。但在这一场捐款秀中，崇祯看见了三个太监的男儿本色——曹化淳等三太监各捐款五万两银子，也看见了绝大部分官员的一毛不拔。这中间还包括他的岳父大人。崇祯看见了人性的种种表演：声泪俱下、阳奉阴违、口蜜腹剑、釜底抽薪、瞒天过海，当然还有三十六计走为上。崇祯看得心惊不已，回天无力。他甚至觉得，有这样的人在，大明不亡简直是没有天理。
三月八日，崇祯上吊前十一天。李自成的部队围攻宣城，崇祯派去的监军太监杜勋不战而降，农民军进城，百姓夹道欢迎。
三月九日，崇祯上吊前十天。李自成的部队准备进攻阳和，兵备道于重华竟跑出城外十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农民军进城，百姓更是夹道欢迎。
所有这一些，崇祯同样看得心惊不已。民心散了，国家不好领导了。
三月十一日，崇祯上吊前八天。他看见自己绞尽脑汁、一脸虔诚地写《罪己诏》，颁昭天下，力图凝聚民心，挽狂澜于既倒。但《罪己诏》却出不了紫禁城，因为此时的天下，已大半不是他崇祯的天下了；此时的民心，更不是一纸《罪己诏》可以凝聚的，崇祯看见自己徒劳地做着这一切还乐此不疲，脸上不经意间已呈血光之色却浑然不觉，觉得自己真够可怜的。
三月十二日，崇祯上吊前七天。李自成的部队封锁京郊。崇祯看见自己煞有介事地召开御前会议，向一群心怀鬼胎却又庸碌无为的官员问计。官员所献之计竟是关闭城门听天由命。崇祯气急败坏，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负国无能，张缙彦见大势已去，索性把乌纱帽一扔，和崇祯说拜拜了。崇祯听见了满堂的哄堂大笑，看见了自己的软弱无能。
三月十五日，崇祯上吊前四天。李自成的部队准备进攻居庸关，巡抚与总兵临阵脱逃，崇祯派去监军的太监不战而降。
三月十六日，崇祯上吊前三天。李自成的部队攻下昌平，火烧十二皇陵。崇祯看见自己哑了喉咙，欲哭无泪，五内倶焚。这是真正的大势已去。崇祯也看见朝廷一些主要官员在散发写有“公约开门迎贼”的传单，而这传单的起草人竟是他一向倚重的太监曹化淳和那个摔了乌纱帽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崇祯听见了自己心中某个清亮的东西“哗啦啦”破碎的声音。
三月十七日，崇祯上吊前二天。崇祯看见自己悲壮地上了早朝，悲壮地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人人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