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24章

记·　汲郑列传》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　论语·　阳货》　，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　论语·　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　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　圣祖圣谕》　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
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武圣人〃。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备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　关羽传》　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吏民上书，字谬辄劾〃（刘勰《　文心雕龙·　练字》　）。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马（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吹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则〃、〃生〃、〃殊〃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则〃就是说他作〃贼〃；　〃生〃就是说他当过僧人，〃殊〃则是骂他〃歹朱〃。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联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申猴酉鸡〃的〃酉〃。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五　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汉书·　武帝纪》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