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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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啰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更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耗羡〃和〃陋规〃，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非典型腐败〃。我甚至怀疑，所谓〃官场陋规〃，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巨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晋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　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的，而这些权力和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因此对待文官，不但不必赐以厚禄，反倒可以将其官爵公开招标，明码实价地在市场上出售。
卖官鬻（yù）爵的事在帝国之初就已发生，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则是其始作俑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　年）开始鬻爵，千石粟米拜爵一级。卖官则自汉武帝始，六百石可买郎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此类情况，有的卖实缺，有的买名义。当然，卖官鬻爵只是特例，不是通则，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正途〃（比如科举）进人官场的。但官爵可以出售，则说明权力可以赎买。文官并无其他生财之道，不寻租又能如何？帝国既然不愿也不能拿出钱来高薪养廉，也就只能纵容（至少是默许）官员出售权力。也许，在帝国看来，有着牧羊之功的官员们让羊群奉献一点羊毛，原本就理所当然吧！
然而这就等于是将帝国的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了。表明上看，这似乎很高明既节省了经费，又维持了民众低税官员低薪的〃王道〃假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愚蠢和危险的自杀政策，因为它动摇了国本。何为国本？民为国本。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官员的盘剥却没有止境。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只要允许税外加税，费外收费，羊群身上的毛就总有一天会被拔光，〃官逼官贪〃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当民众被盘剥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挺而走险和揭竿起义的事就会发生，那时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五　龙争虎斗
其实，腐败的根子就是帝国制度，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前已说过，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的制度，而且必须分级管理，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人数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高效、廉洁、自律，倒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可惜这并不可能。王朝的开国之初倒是做得到的，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
这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
理论上的答案不言而喻，实际上的情况却南辕北辙。究其所以，其因有三。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具体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