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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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直被当作〃爱国主义精神〃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精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　，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责任内阁〃。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别叫做〃朝廷〃和〃衙门〃。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五　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　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也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