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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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穷乡僻壤差点成为首都
朱元璋对家乡的情感确实非常深厚。他就是凤阳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棵植物。在戎马倥偬之中，他时刻感受着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这贫瘠的故乡，他马上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熨帖，那么踏实。故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乡亲们对他的真挚情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然“子宫”，让他在这里感觉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后，朱元璋就提出一个令大臣们十分震惊的计划：把帝国的首都设在老家凤阳。
开国前后，关于新帝国的首都，君臣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因为南京在全国的位置偏于东南，所以大臣们提出过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等方案。这四座城池都是历史名城巨镇，各有优势，当得起首都之任：“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
没想到朱元璋却提出，在凤阳建设中都。他说，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凤阳则离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实录》卷四五），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淮西籍的功臣们赞同外，其他大臣们都面面相觑。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小地方定为首都，这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凤阳经济落后，又“平旷无险可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耿直的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听不进去。大家也就罢了，他们深知他说一不二的性格，主子定了的事情，除了服从，还有什么选择呢？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罗列论证了那么多，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于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的故乡将成为未来的正式首都，南京将降为陪都。农民虽然生活节俭，但修宅院总是不惜血本。同样，朱元璋一贯做事节俭，这一次却不惜血本，他要倾全国之力，高标准严要求，要把中都建造成万年不易的金汤之地。所以中都从设计之初就务求雄壮华丽，他要求选取最好的材料，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经过百万民工六年日夜不停的建设，一座座雄伟的宫阙相继拔地而起。
朱元璋的要求在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考古学家后来在中都遗址中发现，中都残存石构件的数量、品种、质量都远超过元大都。大殿蟠龙石础每块都是2。7米左右见方、面积超过7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其气派远胜过历代首都。后来明成祖修建北京城，金銮殿上的石础体量只有中都的三分之一。
现在中都石构部件的所有外露部分，全都精雕细刻，花费了巨量人工。
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城凤阳一时成了明帝国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有里外三道城垣，三城相套，布局奢侈宏阔。宫城（大内）城垣“周六里”“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皇城周长“十有四里”，砖石修垒，“高二丈”。最外面的中都城城垣“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筑，“丈高三”（当为“高三丈”），气势极为雄伟。为了使这座城池垂之万世，朱元璋还要求在城墙关键部位灌注熔化的铁水，比如“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熔灌之”（《实录》卷八三）。
洪武八年，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又一次亲临凤阳，验收工程质量，“验功赏劳”。然而在参观完这座耗尽了全国物力的雄伟新都之后，朱元璋却又作出了一个让全国惊掉下巴的重大决定：废弃中都！
原来，在这次验收中，朱元璋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劳动太苦，又不给工钱，那些被迫调来兴工的匠人心怀不满，实施了“厌胜法”，也就是我们说的“下镇物”，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噩运。建筑已经完成，要想清理出这些镇物，十分困难。
《明史》卷一三八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有厌镇法。”
也就是说，在验收工程的时候，朱元璋坐在新修成的宫殿中，却隐隐约约听到似乎有人在殿脊上拿着刀枪打仗。他询问怎么回事，李善长奏报说，有人对这座宫殿“下了镇物”。
朱元璋的反应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明史说他“将尽杀之”，也就是把修造宫殿的所有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一句求情，救活了一千多人。
就因为这一件偶发之事，导致了中都城全部作废。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在大明王朝却是天经地义：天下者，帝王之天下也。他的意志，是国土内唯一的意志。难道你以为他会为了珍惜一百万工匠六年的劳动，而生活在将造成自己心理障碍的建筑中吗？
第五节　朱元璋的报恩方式
生活在老家的想法破灭了，但是朱元璋对自己的老乡，却从来不改亲爱之情。对别人，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是杀人如麻的魔鬼，但是对老乡，他却始终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重八”。
开国不久，他正式任命刘大、曹秀为从仕郎，专门守护皇陵。还特意为他们改了名。刘大之名当然不能进入诏旨，他特别改为刘英。曹秀则连名带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来汪大娘有子三人，为了报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为汪，以示对汪大娘的纪念。其他二子，继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凤阳民间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说。六百多年过去了，凤阳曹汪二姓之间，仍有不能通婚的习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专门设立皇陵祠祭署，于是汪文、刘英的官名又改为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两个儿子，一个被安排为祠祭署中层官员，另一个被封为卫所指挥。汪大娘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儿子汪伦，刘英的儿子刘鉴，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给糈脯，冬夏给衣布等物”（《凤阳新书》卷二），照顾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时，朱元璋又宣布，将刘继祖追封为义惠侯，特命将刘继祖夫妇、汪大娘，还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时候叫干娘的赵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寝，享受皇家烟火祭祀。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洪武年间，别的大臣见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乡们，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当外人。洪武中期，刘英有一次从家乡跑到南京来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后才召见，官员却找不到刘英了。找了好几天，才知道刘英不耐烦等着，已经回凤阳了。朱元璋请刘英再进京，不料刘英觉得朱元璋摆架子，不高兴，居然一直没动身。如果是别人敢这样做，朱元璋一定会灭了他九族，但是对刘英，朱元璋却感觉很抱歉。只想着怎么把刘英请来，却传来消息，刘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恸，特意写下了《祭署令刘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犹存情怀，未尝有所忘也。
前者英赴京来，朕为机务浩繁，兼寿有年，失顾问于英，三日复觉，令人觅英所在，莫知所之。稽于金川之门守者，报无知英之出入。
复于京内物色数日，乃知英还矣。命召复劳再见，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
呜呼！感恩之道常怀，感恩之礼未终，英遽然长逝，朕思昔恩，不胜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飨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