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时代》第30章


有一次趁妈妈在厨房,我急急忙忙给小弟讲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还翻了白眼硬了身子围着他的竹床跳跳。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小弟就手脚乱动格格笑。 
妹妹异常愤怒,说“你再讲一次鬼我就告诉爸爸!”从此她一放学就往家跑。她就读的大田湾小学跟我们大院以一篱相隔,比我去依仁小学的脚程少了几十倍,每次待我赶进家门,就见她已守着小弟,津津有味地读格林童话。我只好打开琴盒,往弓上抹松香,等到妹妹唇焦口燥,停了讲在一旁提高警惕看我时,就开始拉琴。妈妈曾给我买过一把音色亮丽的小提琴,我喜欢用它拉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有时换把胡琴,如歌如诉,拉些《二泉映月》、《良宵》什么的给我小弟。反正不管两个姐姐为他做什么,小弟只是笑,笑得手舞足蹈。我极少见他哭。父母很少抱他,也只准我们每人每天小小地抱两回,说要给他故事给他音乐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爱;却不可多抱,抱多的孩子将来很难独立,老大都希望有人照顾。 
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12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12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4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耽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5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会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找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数学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
小说推荐
返回首页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