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第16章


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
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时我只是一头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我面壁而立,浑身的神经都集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在准备着,承受拳打,承受脚踢。我知道,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哩。
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
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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